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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了，过去的事忘不了，当下的事记不住。退休以后，不知是年龄的原因，还是岁数大了，在我懵懵懂懂记事的童年里，父亲带着我们走南闯北，历尽艰辛，童年里的往事时时浮现在脑海里。总想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权当对父亲的祭奠和缅怀。
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铁路工人，听父亲说，他小时候家里苦的很，家境贫寒。他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穷苦人。旧社会，他给地主扛长工，吃不饱穿不暖。弟兄两个，他上面还有一个姐姐。那时，父母养不起他们姊妹几个，把姐姐送给了人家。一家人含辛茹苦，吃糠咽菜。……在他十二岁那年。正值年关，他的父亲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全家人像塌了天似的，哭天喊地，母亲悲痛万分，失去了活再下去的勇气，在父亲去世的当天，就只身跳入了一口水井里，随父亲一起去了。屋外的大雪下个不停，像是老天也在哭泣。……村里的好心人帮忙料理了两位老人的丧事。大年初一的清晨，家家户户忙着过年，可父亲的家里，拉着两口棺材出了村，兄弟俩孱弱的身躯，踉跄地跟在父母的灵柩后面哭喊着：“爸爸……爸爸……妈妈……妈妈……你们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啊！……我们以后怎么活呀！……”。路旁围观的父老乡亲看着这两个哭的死去活来可怜的孩子，也跟着抹泪，这一家人好凄惨啊！爹妈一下子全走了，撇下俩孤儿以后咋活啊！……兄弟俩披麻戴孝，颤颤巍巍，在凛冽的寒风里，天阴沉着，跟着出殡的人们亦步亦趋，凄凉地朝着荒野的墓地走去。……每当父亲在讲起他这段苦难的往事时，泪流满面，失声痛哭！……失去父母的父亲成了孤儿，没人照顾。家里一贫如洗。后来，一位同乡的乔大哥（我们叫他乔大爷）看他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瘦弱的身体十分可怜，收留了他，拉扯着他走南闯北，寻找工作。一九四八年父亲参加了铁路工作，成了一名开山工，蹬悬崖爬陡壁，开山炸石，修建铁路。讨自己的生活。白天，跟着乔大爷一起工作，晚上，乔大爷把他搂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后来父亲对我们说，他小时候是跟着乔大哥两个人睡在一个被窝长大的，同吃同住，一份饭两个人分着吃，一床被两个人一起盖。乔大哥待他情同手足，胜似亲人。如果没有他，他活不到今天。父亲经常教导我们，他的父母死后，没有了亲人，是乔大爷把他一手带大的，父亲一辈子朋友不少，但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乔大爷是他唯一的至亲，让我们不要忘记着这位亲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乔大爷从昆明工程二大队调回武汉时，在送别的车站父亲抱着乔大爷痛哭，兄弟俩依依不舍，列车开出了很远父亲还久久地不愿离去。一九八六年，我携妻儿到北方探亲，父亲嘱托我一定要在武汉下车，专程去拜访这位恩人。
父母的祖籍在河南，小时候听母亲对我说，我出生在湖北长在武汉。出生地在湖北与河南交界的武胜关，查了下地图，武胜关位于湖北省随州市广水，是湖北省与河南省信阳的交界处，北屏中原，南锁鄂州，扼控南北交通咽喉。为生活所迫，父亲就在那一带有个名叫铁山的地方工作，当时是郑州铁路局武汉分局的一名普普通通的铁路工人，听母亲说，年轻时的父亲工作很不稳定，东奔西走，四处迁徙。搬家时，全家的财产一个木箱子就装完了，父亲用一根扁担，一个筐子，一头挑着箱子，一头挑着我，走南闯北地奔波。在朦胧的印象里，有一天的傍晚，父亲回来的很晚，我都睡着了，父亲把我弄醒，拿出一个红红的苹果递给了我，看着父亲和蔼的面孔，就是这一瞬间，在我幼小的记忆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几十年都不能忘去。那是我朦胧记事的幼年里，父亲给我的第一个宠爱的微笑。终生难忘！后来，有了二弟，父母带着我和二弟来到了一个叫大花岭的地方工作，那时我还没有上学，成天和幼时的伙伴在地上玩耍。躲猫猫，过家家，吃饭时还要父亲到处找。一九六一年我的三弟出生了，从六零年开始国家经济处在极度困难时期。中苏关系破裂，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的老百姓都勒紧了裤腰带，过苦日子，大人孩子都吃不饱，企业的大批职工动员下放回了农村，饿死了很多人，我的一个叔叔原来和父亲是一个单位的，饿的实在是受不了了，舍弃了国家正式职工的身份，报名回了河南农村老家务农，父亲当时极力劝阻他，让他再挺一挺，但叔叔认为：在这灾荒年景，虽然农村也不是很好，但有块地，种点红薯，挖点儿野菜什么的，勉强能活下去。大家知道，中原腹地河南是个苦难之地，灾荒之年，逃荒要饭的老百姓很多。哪有什么好日子过呀！这些都是我上学时才了解到的知识，有些是老家的叔叔后来讲给我听的。三弟在这个时期出生，生不逢时啊！吃没吃的，喝没喝的，母亲根本没有一滴奶水喂养他，极度虚弱地躺在床上，月子里在哭哭涕涕中度过，以至于后来落下了个伤风留泪的月子病。生活的艰难，一旁的父亲也没有办法，愁眉苦脸，一筹莫展，经常看着我们发呆，每天都是野菜煮点儿清澈见底的面糊汤充饥。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弟弟，父亲嘱咐我：你是老大，一定要帮助母亲分担点儿家务。那个年代，父母忙不过来，家里孩子多的都是大的带小的，相互帮衬着。寒冬腊月，母亲坐月子时，我顶着刺骨的寒风，到附近的一个池塘里给弟弟洗尿片，由于天气太冷，池塘里升腾的白雾从水面缓缓上升，把池塘弄得个烟雾缭绕，白蒙蒙的一片，可见，天气真是太冷了。在冰凉刺骨的冷水里洗尿片，冻得我实在受不了，两只手冻的发麻，失去了知觉，回到家里，冻得发红肿胀的小手还紧紧地握着那些湿漉漉的尿片，母亲见了，心疼地伤心落泪。
一九六六年，父亲从武汉调往了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这时，我们已经是兄弟四人了，父亲当时只有六十几元的工资，他给我们在武汉委托了五十元的生活费，他自己每月只留十几块钱的生活费，还要干繁重的体力活。那时我们弟兄四个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男孩子吃的多，五十元的生活费，我们五个人根本不够花，没有办法，母亲经常在外面打临工，挣点儿钱贴补家用。腊月天，晚上睡觉，几个兄弟挤在一起，床上铺得都是稻草。上面铺个薄薄的垫单，哪有什么褥子棉絮。当时国家物资匮乏，实行计划供应，猪肉、布匹、粮食都是凭票供应，由于家庭困难，舍不得吃肉，每月的肉票都给了别人，每年发的布票也大部分送人了。母亲几年才给我们添制一点儿衣裳，每月的粮食只能吃半个月，记得有一天，我饿的没办法，自己偷偷想去米缸里舀点儿米做点儿饭吃，当我掀开米缸的盖子时，看到已经见底的米缸，只有几粒儿米散落在米缸的底部，家里已经没米了。……童年的我，可能大家不相信，在那个极度困难的年代，我没有吃过几顿饱饭。常常饿着肚子上学。回家也吃不上饱饭。父亲每年从云南回武汉探望我们，条件好的家庭父亲带回的是好吃的糕点，可我的父亲每次都是扛着一袋大米回来。唉！吃饭问题可真是我们这个家的天大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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