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晚睡早起，考虑先代帝王的法典，久久地思虑用什么来适合至尊的地位，光大祖宗的事业，我认为关键在于努力搞好农业，任用贤人。现在我亲自耕种籍田为农民做榜样，鼓励百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尊敬有德行的人，并且派出很多使者，络绎不绝地去慰问劳苦人家，救济没有父母、没有子女的孤独的人，一切办法都想到了，但并没有收到大的成效和美好的德行。现在阴阳错乱，天地间充满了恶劣的气氛，许多生物得不到生长，人民陷在贫困的境地，廉洁的人和无耻的人混淆在一起，好人和坏人也分不清楚，得不到真实的情况，所以我广泛地邀请了特别杰出的士人来请教，目的也许可以达到吧！现在大夫们等待诏命的有一百多人，有的谈论当今的事情却不切实际，用古代历史来印证不相符合，用现在的情况来考察又难于实行，难道是因为受到文吏法令的牵累而不能任意发挥吗？还是因为学术的来源不同，所得的见解各异呢？每个人都可以尽意对答，写在篇上，不要害怕主管官吏，阐明你们的意旨和方略，进行切磋研究，以符合我的心意。董仲舒对策说：
臣听说尧承受了天命，担忧天下不容易治理，没有拿处在天子的尊位作为欢乐，他诛杀、放逐扰乱国家的大臣，努力寻求贤圣的人，所以得到舜、禹、后稷、高、咎繇。有众多圣明的人来帮助他提高德行，有许多贤能的人来辅助他恪尽职守，于是教化大行，天下太平，人民都安于行仁，乐于行义，各得其所，行动合乎礼义，从从容容地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所以孔子说： “假如有王者，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就是指这说的啊。尧在位七十年，就让位给虞舜。尧死后，天下人民没有归心于尧的儿子丹朱，却归心于舜。舜知道不可逃避，于是即位做了天子，用禹做宰相，继续任用尧所任用的人，继承了尧的传统和事业，所以垂衣拱手没有作为，就使天下太平。孔子说“《韶》乐十分美，又十分善啊”，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商纣，违背天意，残毁万物，杀害贤良聪慧的人，残害百姓。伯夷、姜太公都是当时的贤人，他们隐藏起来，不愿出来做官。在职为官的人，都逃亡到河边、海滨。天下黑暗混乱，人民不得安宁，所以天下的老百姓都背弃殷纣王，拥护周文王。周文王顺从天意治理万物，以贤良有德的人为教师并且起用他们，所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贤士都聚集在周的朝廷。仁爱施于人民，天下人都归顺他，所以姜太公从偏僻的海滨来投奔，后来做了周朝的三公。这时候，商纣王还在做天子，尊卑的次序混乱，百姓四散逃亡，周文王非常痛心，想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所以他整天忙得El头偏西还没时间吃饭。孔子写《春秋》，先写王作为正，然后记载各种事情，这表现了在下位而有德行的所谓素王的文章。这样看来，帝王的条理系统是一致的，但是勤劳和安逸不相同，是因为所遭逢的时代不一样。孔子说“《武》乐十分美，不够十分善啊”，就是这个意思。
臣听说制度文采和黑色、黄色的装饰，都是用来分别尊卑、区分贵贱和劝勉人们要有德行的。《春秋》是承受天命著述的，所以它首先制定的，就是改变历法和衣服的颜色，用这来顺应天。那么，宫室和旌旗的制度是有效法才那样的。所以孔子说： “奢侈了就不够谦逊，节俭了便简陋。”节俭并不是圣人适中的制度。臣听说好玉不雕琢，是因为它的质地本来就滑润美好，不需要再加以雕饰，造就好像项橐没有学习就能自己知道一样。可是普通的玉要是不雕刻，就不能成就美丽的花纹；君子不学习，就不能成就美德。
臣听说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对年轻的就教他们养成学习的好习惯，对年长的就授给职位察看他们的才能。用职位和俸禄来培养他们的德行，用刑罚来禁止他们作恶，所以人民都懂得礼义而耻于触犯他们的上级。周武王施行大义，平定残贼，周公作礼乐来加以文治，直到周成王和周康王时的盛世，牢狱空虚了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的感染和仁义的影响，不仅仅是毁伤身体的刑剖的功效。到了秦朝就不是这样，效法申不害、商鞅的办法，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贪污成风，并不是用礼义来教化天下。秦衹求名而不察实，行善的好人不一定能免罪，犯法的坏人也不一定就受到惩罚。所以百官都谎言欺诈，不务实际，表面上都表现出尊敬君上的礼貌，内心却怀着背叛君上的打算，弄虚作假来掩饰狡诈，追逐私利，没有羞耻；又总喜欢使用残忍刻毒的官吏，无限制地征收赋税，榨尽人民的财力，百姓四处逃亡，不能从事耕田和纺织工作，于是强盗到处起事。所以受刑的人很多，死的人一个接一个，但是做坏事的并没有停止，这是风俗教化所造成的。所以孔子说：“用政法来教导人民，用刑罚来制裁人民，人民苟且地要求免受惩罚却不知道羞耻。”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陛下统一了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不顺服的。陛下广泛地观察，多方面听取，尽可能地吸取群下的智慧，具备了天下的美德，崇高的德行显耀普照，扩大到国外。远达万里的夜郎和康居悦服归心，就真是太乎到来的景象啊。但是恩德并没有施加到普通百姓身上，大概是您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说： “尊崇自己所听到的道理，就高明了；实践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在于对这些注意罢了。”希望陛下采用所听到的道理，诚心诚意按那些道理去做，那么，跟三王又有什么不同呢？
陛下亲自耕种籍田来倡导农业，早起晚睡，为人民担忧，思念古代治世，用心寻求贤人，这也是尧舜的用心啊，可是没有得到贤人，这是因为平时对于士人没有鼓励劝勉的缘故。平时不培养人才却想寻求贤人，就好比不雕刻玉却要求玉有文采一样。所以培养人才没有比办好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产生贤士的地方，是教化的本源，现在各郡国的人都很多，可是有些郡国还没有应举贤良文学策问、作对策的人，造就是因为王道在那裹经常断绝。臣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聘请高明的教师来教育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问他们而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现在的郡守、县令，就是百姓的老师和表率，是委派他们禀承君主的恩泽去宣扬教化的，师表不贤良，君主的仁德就得不到宣扬，恩泽就传布不到下面。现在官吏既然没有教育人民，或者不实行君主的法令，暴虐百姓，和坏人狼狈为奸，谋取私利，致使贫穷孤弱的人含冤受苦，流离失所，很不符合陛下的意愿。所以阴阳错乱，怨气充满，人民无法生活，在苦难中得不到救助，这都是郡守县令们不贤明，才造成这样的现象啊。
郡守、县令多数是出身于郎中、中郎，年俸二千石的大官的子弟选任郎官，又仗着有钱财，不一定贤明。而且古时候考核官吏的功劳，是按照做官是否称职来区分的，不以在任时间的长短为标准。所以才能小的人，虽然任职时间很长，还是小吏；有才能的人，虽然任职不久，并不妨碍他升迁为辅佐大臣。所以有职守的官吏，都竭尽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努力做好工作，争取立功。现在却不是这样，官吏们积累时间就可以得到高位，日子一久，就可以升官，所以廉洁和无耻混淆，好人和坏人不分，真正的贤才就无法得到。臣愚蠢地认为让各位诸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选择他们管辖下的官吏和百姓中的贤才，每年荐举两人，用他们在皇宫中值宿守卫，而且还可以拿这件事来观察大臣的能力，如果荐举的人贤能，就给予奖赏；要是荐举的人不好，就加以惩罚。如果像这样，诸侯、二千石官都尽心寻求贤才，天下有才能的人就可以得到，授给他们官职加以任用了。遍得天下的贤人，那么三王的盛世也就容易做到，尧舜的声名也就可以赶上了，千万不要用做官时间的长短来计算功劳，实际考察官吏的贤能是上策，衡量了才能以后再授给官职，考察了德行以后再确定职位，那样，廉洁和无耻待遇不同，好人和坏人就能够区别了。陛下给臣恩惠，宽恕臣的罪过，教臣不要害怕主管官吏，使臣能够切磋研究，臣不敢不倾吐自己肤浅的见解。于是天子又提出策问。漠武帝策问道：听说“善言天的，一定能找到人事来印证，善说古的，一定能在现实中得到证明”。所以我问你们天人感应的关系，往上赞美唐尧虞舜，往下哀悼夏桀商纣，看到这些渐渐灭亡和逐步昌盛的道理，我要虚心改正错误。大夫们明晓阴阳的变化和作用，熟悉先代圣王的道术和事业，可是你们的文章并没有把这些充分表达出来，难道是你们对当代的政务有什么疑惑吗？有些道理没有系统整理和完整表达，大概是由于我不聪明，或是听话会迷惑吧？三王的教化，最初各不相同，却都有不足，有人说道是恒久不变的，这两种说法意思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现在大夫们既然已经写出了大道的最高原则，陈述了治理乱世的方法，希望你们再说详细些、深刻些、周到些。《诗经》上不是说：“君子呀，不要苟且安息，神是听着你的，帮助你获得大福。”我要亲自看你们的对策，大夫们要努力阐明你们的见解。董仲舒又对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