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听《论语》上说：“有始有终的，衹有圣人啊！”很荣幸地承蒙陛下的恩惠，留心听取我们这些接受过传统学问的臣子的意见，又颁下高明的册书，切合其中的意义，并且彻底地研究圣德，这不是愚臣的能力所能详细陈述的。先前臣所上的对策，有些道理缺乏系统整理和完整的表达，辞句不清晰，意旨不明了，这都是我浅陋的罪过。策问中说： “善言天的，一定能找到人事来印证；善说古的，一定能得到现实的证明。”臣听说，天是万物之祖，所以天对万物普遍地覆盖着、包含着，没有偏颇。天造作曰、月、风、雨来调和万物，通过阴、阳、寒、暑来生育万物。所以圣人效法天建立道，也是广施仁爱而没有一点私心，布施恩德和仁爱来厚待百姓，设立义理和礼制去引导人民。春季是天用来生育万物的，仁是人君用来爱护百姓的；夏季是天用来滋长万物的，德是人君用来养育人民的；秋霜是天用来诛杀万物的，刑法是人君用来惩罚罪犯的。由此说来，天和人的验证，是从古至今的道理。孔子作《春秋》，上度量天道。下验证人情，参看于古代，考察于今时。所以《春秋》所讥讽的，就是灾害所侵犯的；《春秋》所憎恶的，就是怪异所触及的。孔子写出了国家的过失和灾异的变化，从逭裹可以看出人们行为的好和坏，是和天地相通并且互相感应的，这也是谈天道的一种看法。古时候设立掌管教导训化的官，职责是用德和善来教化人民，人民大受感化以后，天下常常没有一个人在监狱裹。现代废弃这种制度，没法教化人民，因此人民都不知道行义而死于追逐财利，所以违法犯罪的人就多了，一年之内，坐牢和诉讼的人竟有成千上万。由此可见，古时候的法度是不能不采用的，所以《春秋》遇到改变古代制度的事情就加以讥讽。天的命令叫做命，这个命不是圣人不能照着去做；生来的本性叫做性，这种性不是教化不能完成；人的欲望叫做情，这种情不用法度不能加以节制。所以做君王的，上面很谨慎地奉承天意来顺从天命；下面必须教化人民，使人民能够完成他们的性；建立应该遵循的法度，分清上下尊卑的次序，来防止贪欲；做好这三件事，国家的根本就奠定了。人承受了天命，本来是超群的，和其他生物不同。在家裹有父子兄弟之亲，在外面有君臣上下的名分，大家聚会相遇，就有尊敬老人和分别长幼的规范，有明确的礼节相互接待，欢欣地有恩德地互相亲爱，造就是人可贵的地方。种植五谷作为食物，播种桑麻用来做衣，饲养六畜，驾牛骑马，圈豹槛虎，造就是人得到天的灵气，比万物可贵的表现。所以子L子说：“天地所生，人是最可贵的。”人们明白了天性，就知道自己比万物可贵；知道自己比万物可贵然后知道礼义；知道礼义，然后注重礼节；注重礼节，然后安心处于善道；安心处于善道，然后乐于遵循道理做事；乐于遵循道理，然后叫做君子。所以孔子说“不知道命，不可以做君子”，就是这个意思啊。
策问说：“往上赞美唐尧、虞舜，往下悲悼夏桀、商纣。看到这些渐渐灭亡和渐渐昌盛的道理，我要虚心改正错误。”臣听说积少就能成多，积小就能成大，因此圣人无不是积累暗淡的微明而达到光明，从微贱的地位一步步地达到显贵的。所以尧由诸侯而升为天子，舜从在深山中耕种兴起，都不是一天而尊颢的，是逐渐达到的。话由自己说出，就不能再去堵塞；行为由自己做出，也无法再来掩盖。言和行是治理国家最重大的条件，君子之所以能感动天地的也是言行。所以积小成大，谨慎注意细微的行为就会着名。《诗经》上说：“这文王啊，小心翼翼。”所以尧战战兢兢地每天实行他的治国之道，舜小心恐惧地每天尽他的孝道，做的好事积累多了，自然名声显达，德行彰着，自身也受人尊重，造就是渐渐昌盛的道理。积善在自己身上，就好像人曰渐长大而自己不觉察；积恶在自己身上，好像灯火消耗油一样，人也不容易看出来。不是明晓情性和洞察世俗情况的人，谁能够懂得这种道理呢？这就是唐尧、虞舜得到美名，夏桀、商纣却使人伤痛恐惧的原因。善或恶的行为所得到的结果，好像影子跟随着人形，回响跟随着声音。所以桀、纣暴虐怠慢，谗恶的人都受到进用，贤良智慧的人都隐藏起来，于是桀、纣的罪恶一天比一天显著，国家也一天比一天混乱，可是他们却依旧安然怡得，自以为如太阳在天空一样，终于逐渐败坏以至于毁灭。那些残暴不仁的君主，并不是一下子就灭亡的，也是慢慢造成的。所以桀、纣虽然无道，都还在位十多年，造就是慢慢地衰微以至灭亡的道理啊。
策问说： “三王的教化，效法的各不相同，而且都有不足，有人说道是永久不变的，这两种说法用意有什么不同吗？”臣听说享乐而不至于淫乱，反复实行而不厌倦的叫做道；道是万世都没有弊端的，出现弊端是由于违背了道。先王的道一定有偏颇不能实行的地方，所以在政治上也时有昏暗而行不通的，举出它的偏向，补救它的弊病就行了。三王的道虽然效法不同，可并不是相反的，都是为了补救过失，扶助衰败，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遇到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孔子说： “无所作为而能治理国家的，就是舜呀！”舜仅仅改变了历法，改换了车马、祭牲、服装的颜色，来顺承天命罢了，其他完全遵循尧的治国之道，为什么要改变呢！所以王者衹改变制度的名称，没有改变道的实质。可是夏代注重忠，殷代崇尚敬，周朝尊崇文的原因，是因为朝代更替时，前代有过失存在，为了补救，应当这样做。孔子说： “殷朝根据夏代的礼制，有所增减，这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根据殷朝的礼制，有所增减，也是可以知道的；其他承继周朝兴起的，虽然经历了百世，这也是可以知道的。”造就是说，百王所用的就是忠、敬、文这三者。夏朝沿袭虞舜，却独独不说增减，是因为夏朝和虞舜的道是一样的；夏崇尚的忠和虞舜是相同的。道的根本来自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所以禹继承了舜的道，舜继承了尧的道，三位圣人互相传授，遵守一个道，没有救弊的措施，所以不说他们对道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治世的，他们的道是相同的；继承乱世的，他们的道是要改变的。现在汉朝承继大乱之后，应当减少周朝的文而用夏朝的忠。
陛下有圣明的德和美好的道，痛心世俗的衰薄，悲伤王道的不明，所以选举贤良方正的士人，议论考问，打算兴起仁义的美德，阐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的治国之道。臣愚昧不肖，叙述曾听到的，背诵曾学过的，说的是老师教的道理，仅仅能够不忘记罢了。至于议论政事的得失，研究社会的兴盛和贫弱，这是大臣辅佐的职事，三公九卿的责任，不是臣下仲舒所能知道的。但是臣私下有感到奇怪的问题。古时候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现在的天下也就是古时候的天下，同是一样的天下，古时候天下太平，上下和睦，习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没有奸邪，民间没有盗贼，牢狱空空，没有犯人，入主的恩德滋润了草木，普及到四海，凤凰飞来了，麒麟出现了，拿古时候的情况来衡量现在，怎么相差那么远呢？有什么错误致使衰落达到这样的地步？我想也许是违背了古代的治国之道吧？也许是违背了天理吧？尝试考察过去的事情，追溯到天理，或许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