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宏开的《史记》课，在复旦是出了名的“变态”。在这门课上，没有PPT，没有讲授，没有教材。所有学生面前，只有一部《史记》：繁体、竖排、无标点。在接下来的一个学期里，你要给这部《史记》加标点：逗号、句号、逗号、句号……这是一门研究生课程，面向古漢语天赋较高的学生。
这门《史记》课，成功地让他的学生铭记——“你过去读的《史记》，不是《史记》；你过去拥有的才学，也不算才学。”
33年前，陈正宏的治学生涯，也是从一本《史记》开始的。那会儿他年轻、有才华，本科时就通读陈寅恪的著作，并因此保送研究生。
结果在研究生的第一堂课上，他刚走进导师、复旦大学古籍所所长章培恒先生的家，看到的就是竖排、繁体、无标点的《史记》，还是线装书。
“那个陈正宏，你点一下吧。”章先生的绍兴普通话声音不高，但足以震撼门生。
夏日将尽，蝉鸣与翻书声交织成一片。23岁的陈正宏一边看，一边口头标点，背上汗都出来了。
给《史记》点标点，就相当于被“空投”到2200年前的汉王朝。古汉语仿佛一座座遮天蔽日的崇山，山高路远，即使最有天赋的学生，也要长途跋涉半年，才看得到些许微光。
但是再过半年呢？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艰深晦涩的古文字不再是障碍。渐渐地，陈正宏能看懂文中的语意，辨认出不同的文风，甚至能听到作者的心声与潜台词。就仿佛望到群山之中的风势水脉、路网栈道，看到山中人开山筑路、晨昏作息。
很久以后他才知道，“给《史记》点标点”，是章培恒先生从他的老师蒋天枢先生那里传承而来的独门心法。古籍整理领域卷帙浩繁，非得用这一套水磨功夫，一个逗号一个句号地点下去，才能把基础打扎实。
点完了全本的《史记》，他很幸运，正好碰上已经退休的蒋天枢先生被返聘回复旦，他又成了蒋门弟子。
师生结缘那一年，蒋天枢86岁，大陈正宏整整一个甲子，人人都说他偏爱这个最小的弟子。蒋先生的严厉声名在外，陈正宏调皮贪玩，甚至有点“混不吝”，却从来没受过他一句重话。
“还记得先生给我布置的第一个作业，是用竖排繁体的文言文写一篇自传。我是完全不知轻重，回他说，文言文我写不来的，有些繁体字不认识，竖排也不会。先生愣了一下，说，文言文不会，那就白话文吧。繁体字可以去查《新华字典》。竖排好办，你把横的文章竖着抄一遍就好。于是我就一边查《新华字典》，一边写这篇自传。
“那时，我每周五去蒋先生家听课，走进楼下门厅，仰头喊一声。先生的头在楼梯口探了一探，看到是我又回去了，再出现时已经唐装整齐，手拄拐杖了。他是很重仪态的，见人从来都是一丝不苟。
“他给我一个人讲《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说这不是一般的爱情，这其实是上古部落的联姻。他还在我的笔记本上，画河中之洲给我看。那些课我至今还记得。”
临近毕业那一天，陈正宏写完论文，山长水远地跑去崇明岛打印。
打字姑娘一边敲着打字机，一边对他说：“你们蒋先生走了。”
陈正宏说：“你怎么知道的？”
“《解放日报》登了。”
几年以后，已经移居澳洲的蒋师母，托回国的家人带了一样东西给陈正宏，说：“这是老先生临走前，特地留给你的礼物。”
那礼物是一幅字。陈正宏展开一看，先生给他留下的最后7个字是——业精于勤荒于嬉。
蒋天枢去世后，陈正宏曾奉师母之命，整理先生的藏书。陈正宏在老师的书柜中，发现了蒋先生为他的老师陈寅恪著书立说时，用不同颜色的笔墨抄录的大量资料。
直到那时候，陈正宏才意识到，原来陈寅恪是自己的师祖。
陈寅恪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意思是，真的读书人，心志不受世俗牢笼的禁锢，所以才能发扬真理。
自那以后，在陈正宏的心里，一些本质性的东西改变了。
业精于勤荒于嬉。毕业后，陈正宏投身的第一个大任务是编《全明诗》。这一编，就是整整10年。
他辗转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翻阅古书，将资料一张一张地抄录到卡片上。
去东三省找资料的时候，正逢隆冬。在大雪没膝的天气里，他涉雪去图书馆，细读那些满是灰尘、从未被人翻过的明刻本。
一同做这项工程的人受不了，转行去做别的研究，但他把这件事坚持了10年。
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不论外界如何褒贬评论，古籍于陈正宏而言，是活着的、值得珍爱的宝贝。而在这么多史籍中，他最爱的，仍是《史记》。
曾经难懂如天书一般的文字，现在已经熟稔于心，古今中外数百个版本，只要看一眼，便能说出它们的年代和版本。
但是他读《史记》，又绝不只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把自己当成司马迁去看《史记》。花了30年，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当年在课堂上，老师要一遍一遍地说《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