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岁那年，我是黄麓师范一名二年级的学生。根据家乡的人和事，我写了一篇题为《听雷》的散文，发表在南京的一家报纸上。这是我第一次投稿，第一次把手写字变成铅字，也是第一次收到稿费通知单。钱不多，只有5元，但对于上世纪80年代一个农村小青年，是个不小的数目。那一年，可视作我的写作元年。
这以后，家乡的人情风物，成了我笔下一唤即来的素材，只要稍微一凝神，故乡的山山水水，就排着队前来：家乡的风，家乡的雨，家乡的山水人文，自然而然又一往情深地在我的笔尖下流淌，流淌出一圈一圈青绿的茶山，流淌出一道一道明净的水田，流淌出深秋的山野，流淌出洼垴的人家。我写过门前的竹园，竹园下会唱歌的涧湾；我写过屋后的大山，山上的梯田，梯田上的白云；我写过高高的山路，盘旋的孤鹰，落雪的山林；我写过百年老屋，门前的水井，水井边的麻柳，麻柳上的鹊巢：我写过爷爷的斧头，奶奶的石磨，父亲的渔网，母亲的虾酱；我写过听话的白鹅，捣蛋的麻鸭，矮小的桃树，只有一棵栗树的后园……家乡的一切，我太熟悉，闭着眼睛都能来回，可以说，但凡家乡有的，我差不多都写了。
台湾作家琦君说：人，谁没有个根呢？根就深埋在故乡的泥土里，怎么也拔不出来。琦君人在台湾根在大陆，更能真切地感受故乡之于一个写作者的意义。自古以来，那些大家们的笔，也总离不开故乡。周作人的浙东，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莫言的高密东北乡……
离家几十年，早把他乡作故乡的我，一直在文字里频频回望。故乡的闭塞和穷苦，故乡的愚昧和狭隘，故乡对我的伤害和亏欠，在我的回望中都被一一美颜了，忽略了。我一个劲地写它炊烟的清晨，写它落日的黄昏，写它窗前的腊梅，写它月下的柳影，写它扑萤的夏，写它蝉噪的秋，写它清澈的山塘如眸，写它淳朴的民风似酿。在故乡面前，我病得不轻，无可救药。
我38岁那年，母亲离开人世。自从母亲离世、父亲离开，我回故乡的路只剩两条，一条冬至，一条清明。母亲在的时候，故乡叫“家乡”；母亲不在了，它只能算作“故乡”了。母亲是那个把我带到故乡的人，如今已经和故乡的泥土融为了一体，成为故乡的一部分。母亲生我的石头老屋还在，母亲磨面的石磨还在，母亲洗菜的踏埠石还在，母亲晒这样那样的晒酱台还在。还在的都是石头，石头不会说话，但石头不生病，石头不会死，人啊，有时真羡慕一块石头。如今，这些石头和使用过它的人叠加在一起，鲜活在我的遥想中，组合成我文字里的故乡。
48岁那年，那个在我笔下被我叫作“故乡”的村庄，彻底地消失了。和我母亲一样，它也被深埋于地下。那一年，搞土地置换，我们村幸运地被列在项目之内。孙姓一族无不欢天喜地，拿钱搬家。我的两个堂弟，一人开一台挖机，先把房子一一推倒，再挖个大坑，将全村的砖石木瓦、石碾石磨、犁耙水车，统统推进坑里埋了。被掩埋的不止是村庄家园，还有一些一直在村子上空游荡着的非物质和暗物质。那些晨昏，那些四季，那些风俗，那些气味，那些脚印，那田中父亲的吆牛声，那村口母亲的唤儿声，那小学校廊檐下的下课铃声，都埋于地下，敷上一层黄土，种上麦子。我随着那年冬天的一场薄雪进村，举着手机，已经什么也拍不到了，要不是靠着前后大山的指点，我几乎找不到我的老屋的旧址，那个我写《百年小瓦》的老屋，变成两万七千块钱，一个没有温度的数字躺在银行发的小本子上。《且喜家山在眼前》是我另一篇写故乡的文章，当时觉得矫情，现在，果真只剩家山在眼前了。
从出生到现在，我在故乡只呆了17年。17年不算长，故乡用17年的时间培养了我的社会基因，它借鉴了山的基因，借鉴了丘陵红壤略带酸性的基因，这是我人生最初的符号。带着这些符号，我一路前行，跌跌撞撞，无论读了多少书，做了多少事，大山的笨拙和生硬都在，泥土的朴质和芬芳也在。
天黑闩门睡觉，鸟叫穿衣起床。故乡的种种，一直活在我的文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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