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哲之《补笙诗》，皮日休之《补九夏》，白居易之《补汤征》，以为文人戏谑而不为虐，称为拟作，抑亦可矣；标题曰“补”，则亦何取辞章家言，以缀《诗》、《书》之阙邪？“至《孝经》，虽名为经，其实传也。儒者重夫子之遗言，则附之经部矣。
马融诚有志于劝忠，自以马氏之说，援经征传，纵横反复，极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标《忠经》，亦已异矣。乃至分章十八，引《凤》缀《雅》，一一效之，何殊张载之《拟四愁》，《七林》之仿《七发》哉？诚哉非马氏之书，俗儒所依托也。宋氏之《女孝经》，郑氏之《女论语》，以谓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
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说可矣，假设班氏、惠姬与诸女相问答，则是将以书为训典，而先自托于子虚、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适从？
彼意取其似经传耳，夫经岂可似哉？经求其似，则诨骗有卦，见《辍耕录》。
靴始收声，有《月令》矣。皆谐谑事。
若夫屈原抒愤，有辞二十五篇，刘、班著录，概称之曰《屈原赋》矣。
乃王逸作《注》，《离骚》之篇，已有经名。王氏释经为径，亦不解题为经者，始谁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传字”，虽不知称名所始，要亦依经而立传名，不当自宋始也。夫屈子之赋，固以《离骚》为重，史迁以下，至取《骚》以名其全书，今犹是也。然诸篇之旨，本无分别，惟因首篇取重，而强分经传，欲同正《雅》为经，变《雅》为传之例；是《孟子》七篇，当分《梁惠王》经，与《公孙》、《滕文》诸传矣。
夫子之作《春秋》，庄生以谓议而不断，盖其义寓于其事其文，不自为赏罚也。汉魏而下，仿《春秋》者，盖亦多矣。其间或得或失，更仆不能悉数。后之论者，至以迁、固而下，拟之《尚书》；诸家编年，拟之《春秋》。
不知迁、固本纪，本为《春秋》家学，书志表传，殆犹《左》、《国》内外之与为终始发明耳。诸家《阳秋》，先后杂出，或用其名而变其体，《十六国春秋》之类。或避其名而拟其实，《通鉴纲目》之类。要皆不知迁、固之书，本绍《春秋》之学，并非取法《尚书》者也。故明于《春秋》之义者，但当较正迁、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义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编，则荀悦、袁宏之例具在，未尝不可法也。必欲于纪传编年之外，别为《春秋》，则亦王氏《元经》之续耳。夫异端抗经，不足道也。儒者服习六经，而不知经之不可以拟，则浅之乎为儒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