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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年前，我的父亲到我外婆家买牛，和我的母亲一见钟情、定下终身。
 第二年八月十五，父亲和母亲领了结婚证。父亲用平时节省的一升米煮了一锅饭，迎娶了自己心爱的新娘，母亲自己盖过的一床旧铺盖成了唯一嫁妆。没有结婚庆典，只有两颗真诚相爱的心！
父母很恩爱，彼此说话低声细语，眉宇间情意绵绵。他们一辈子没红过脸，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对方便知其意。我小的时候，母亲在屋后的坡上劳作，父亲做好饭菜，就到屋前的小山包上轻轻喊一声：“回来吃饭了哟！”母亲很快就回来了。我当时很纳闷，干活的地点很远且干活的人很多，父亲并没有叫母亲的名字且声音不大，母亲怎么就听到了父亲的呼唤？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心有灵犀？
我刚出生一个月母亲就开始生病——头晕头痛。父亲用布背带背着我，牵着病得像小孩学走路似的母亲的手，披星戴月出门，徒步几十公里到忠县，或者坐船到百公里外的万县看病。小时候的我很瘦弱，胸前的衣服扣子时常硌得我生痛。晚上赶回家，已是满天星斗。父亲打开一包中药，泡药、生火、熬药……后来家里又添了弟弟和妹妹。父亲先后当过乡政府、农村中学的炊事员，乡办企业的酿酒师，每天起早贪黑，早出晚归。白天在单位辛苦劳作，晚上回家给母亲煎药、给孩子们做饭、洗衣，做家务。父亲像陀螺一样不停地转着，从未叫一声苦，身子仿佛是铁打的。
家里煎药的陶罐烧破了一个又一个，母亲病了一年又一年。1994年，万州三峡医院一位贾姓老医生诊断出母亲患的是脑血管硬化，开了西药，父亲才告别了为母亲煎药的历史。整整25年！每次都看到母亲愁眉苦脸、无可奈何地捏着鼻子喝药，每次也能看到父亲微笑着端一杯白糖水或拿一颗水果糖、哄小孩似的哄母亲喝药的场景。
1958年8月，父亲在村办的酒厂酿酒，一个月薪酬是15斤大米。父亲每天从牙缝中省出一把儿米，拿回家给他的爷爷煮“罐罐饭”——把米洗净，装进茶罐，再把茶罐放进煮饭后余有炭火的灶膛，用余温慢慢煨煮，将米饭煨得香软滑糯，入口即化，很适合老年人和小孩儿吃。
1958年母亲在横台的铁厂当炊事员，每个月薪酬2.5元。她自己不舍得花一分钱，却买来花布给幺舅作了一条背带裤，买来几尺蓝布给外婆作了一件新衣裳。
2003年，93岁的奶奶上厕所时不幸摔伤瘫痪。二叔幺叔都要求三兄弟每五天轮流服侍，父亲却执意一人全部承担，给奶奶喂饭、喂药、擦洗身子、翻身、换洗衣服。虽是炎炎夏日，酷暑难熬，奶奶直到去世，身上一直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未长过痱子和褥疮。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哥哥读高一、姐姐读高二，我和弟弟上小学。那时小学学费2.8元，初中学费15元、高中学费27元，住校生生活费7.2元，一枚鸡蛋5分钱，城镇人口供应的大米0.138元一斤。母亲常年吃药，家里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年年欠生产队的口粮款。父亲虽竭尽全力，家里却入不敷出。
我小学毕业那年，一个班就一个男生和我考上了县重点中学。同村的大人们都劝父母：“让孩子们读那么多书干啥？女孩子更没必要读书，她们迟早都是要嫁人的，读再多的书也是别人家的人。”父母却说：“孩子们读书，只穷只苦我们这一代人；孩子们不读书，世世代代都得穷都得苦。男孩女孩都一样，再穷再苦也要让他们读书！”正因为父母秉持这样的信念，我们几姊妹才有幸读了书，我这个女孩，更有幸上了大学。
为了供我们上学，父母很多年没吃过一顿好的没穿过一件新衣。
1987年1月我从高三理科转到文科。高考预选考试中，浑浑噩噩的我，误将30分的作文写在添加的草稿纸上，导致作文分数为零；误答了该理科生做的数学大题而忘了本该我答的文科大题，白白丢了14分。最终我以三分之差落选。
那天大清早，父亲冒着倾盆大雨，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溜滑了1个多小时来到乡政府，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门口。等了个多小时后，入选名单终于张贴上墙。父亲同许多家长一道，伸长脖子在榜上搜寻，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横看竖看，左看右看，终归没能找到我的名字。
父亲把泪吞进肚子，心在滴血，一步一滑艰难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途中不知摔了多少跤。刚到家，急火攻心的父亲突然肚子痛得在床上打滚！
那一天，父亲滴水未进。那一晚，父亲坐在床沿，一言不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那一晚，父亲青黑的头发白了一半！
姐姐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父母省吃俭用准备了一拖拉机谷子、一坛醪糟、两百个鸡蛋、一幅背带、絮片等送去；哥嫂远在千里之外，父母带着腊肉、鸡鸭等，乘火车两天三夜、坐肿了腿脚去服侍嫂子坐月子；我生儿子的时候，父亲在家照顾年迈的奶奶，母亲带着背带、絮片、醪糟等来家照料；弟弟的孩子刚满月，弟弟弟媳双双外出打工，父亲既当爷爷又当爹和妈，兑奶粉、做饭、洗衣、喂猪、干农活，照顾意外摔伤瘫痪在床的奶奶，一个人忙里忙外，瘦得只剩皮包骨头。
父母现在每个月领着一千多元的超龄社保金，他们对晚年生活很满意。“我活了82岁，现在是最好的时代，过的是最幸福的生活。你们要听党的话，要努力工作。”父亲小酌半杯，深情地对孩子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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