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世纪遗漏过多，于本地沿革之见于史志者，尚未采备，其余亦似少头绪，此门似尚未可用。至城市中之学校，录及乐章及先贤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颁于令典，本不须载；今载之，又不注出于《会典》，而注出于旧志，似亦失其本原。又诗文入志，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别为文征。今仿《旧闻》之例，载于本门之下，则亦宜画一其例。按《旧闻》无论诗文，概为低格分载。今但于山川门中，全篇录诗，而诸门有应入传志记叙之文，多删节而不列正文，恐简要虽得，而未能包举也。
又表之为体，纵横经纬，所以爽豁眉目，省约篇章，义至善也。今职官选举，仍散著如花名簿，名虽为表，而实非表。户籍之表善矣，然注图甲姓氏可也。今有注入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覈核。
艺文之例，经、史、子、集无不当收。其著书之人，不尽出于文苑。今裁文苑之传而入艺文，谓仿《书录解题》。其实刘向《七略别录》，未尝不表其人，略同传体。然班氏撰入《汉。艺文志》，则各自为传，而于《艺文》目下，但注有传二字，乃为得体。今又不免反客而为主矣。
以上诸条，极知瞽蒙之见，无当采择。且不自揣，而为出位之谋，是以琐屑不敢渎陈；然既承询及，不敢不举其大略也。
复崔荆州书前月过从，正在公事旁午之际，荷蒙赐赆赠舟，深切不安。措大眼孔，不达官场缓急情事，屡书冒读，抱惭无地！冬寒，敬想尊候近佳。所付志稿，解缆匆忙，未及开视，曾拜书，俟旋省申覆。舟中无事，亦粗一过目，则叹执事明鉴，非他人可及。前在省相见，送志稿时，执事留日无多，即云：“志颇精当，内有讹错，亦易改正。”数语即为定评。
今诸缙绅，磨勘月余，签摘如麻，甚至屡加诋诘嘲笑，全失雅道，乃使鄙人抱惭无地。然究竟推敲，不过职官、科目二表，人名有颠倒错落；文征碑记一卷，时代不按先后，诚然牴牾。然校书如仇，议礼成讼，办书之有签商往复，亦事理之常。否则古人不必立校雠之学，今人修书，亦不必列校订参阅之衔名矣。况职官、科目二表，实有办理错误之处；亦有开送册籍，本不完全之处。文征则因先已成卷，后有续收，以致时代有差。虽曰舛误，亦不尽无因也。而诸绅指摘之外，严加诋诃，如塾师之于孺子，官长之于胥吏，则亦过矣。况文理果系明通，指摘果无差失，鄙人何难以严师奉之。今开卷第一条，则凡例原文云“方志为国史要删”，语本明白。要删，犹云删要以备用尔。语出《史记》，初非深僻。而签改为要典，则是国史反藉方志为重，事理失实，而语亦费解矣。文征《二圣祠记》，上云“立化像前”，下云“食顷复活”。化即死也，故字书死字从化字之半。其文亦自明白。今签立化句云：“有误，否则下文复活无根。”由此观之，其人文理本未明通，宜其任意呵叱，不知斯文有面目也。至职官、科目之表，舛误自应改正。然职官有文武正佐，科目亦有文武甲乙，既以所属七县画分七格，再取每属之职官科目，逐一分格，则尺幅所不能容。是以止分七格，而以各款名目，注于人名之下。此法本于《汉书。百官表》，以三十四官，并列一十四格，而仍于表内各注名目，最为执简驭繁之良法。今签指云：“混合一表，眉目不清。”
又文征以各体文字分编，通部一例，偶因碑记编次舛误，自应签驳改正可也。
今签忽云：“学校之记当前，署廨列后，寺观再次于后。”则一体之中，又须分类；分类未为不可，然表奏、序论、诗赋诸体，又不分类，亦不签改，则一书之例，自相矛盾。由此观之，其人于书之体例，原不谙习，但知信口詈骂，不知交际有礼义也。其余摘所非摘、驳所非驳之处甚多，姑举一二以概其余。则诸绅见教之签，容有不可尽信者矣。
《荆志》风俗，袭用旧文，以谓士敦廉让。今观此书签议，出于诸绅，则于文理既不知字句反正虚实，而于体例又不知款目前后编次，一味横肆斥骂，殆于庸妄之尤，难以语文风土习矣。因思执事数日之间，评定志稿得矢，较诸绅汇集多日，纷指如麻，为远胜之，无任钦佩之至。但此时执事无暇及此，而鄙人又逼归期，俟明岁如签声覆，以听进止可耳。
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乾隆四十六年冬，余自肥乡知县移剧大名。大名自并魏移治府城，号称畿南冲要；而县志尚未哀合成书，文献之征，阙焉未备。余有志搜罗，下车之始，姑未遑暇。至四十九年、乃与乡缙绅讨论商榷，采取两县旧志，参互考订，益以后所见闻，汇辑为编，得图说二篇，表二篇，志七篇，传五篇，凡一十六篇。而叙例目录之列于卷首，杂采缀记之附于眷未者不与焉。五十年春正月，书成。会余迁河间府同知，寻以罣误免官，羁迹旧治。而继为政者休宁吴君，自隆平移治兹县。吴君故尝以循良名声三辅，而大雅擅文，所学具有原本。及余相得，奠逆于心。因以志稿属君订定，而付之梓人。爱述所以为志之由，而质之吴君。
曰：往在肥乡官舍，同年友会稽章君学诚，与余论修志事。章君所言，与今之修志者异。余征其说，章君曰：“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朱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征百国宝书，是其义矣。
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盖已久矣。“余曰：”图经于今，犹可考乎？“章君曰：“古之图经，今不可见，间有经存图亡，如《吴郡图经》、《高丽图经》之类；又约略见于群书之所称引，如水经地志之类，不能得其全也。
今之图经，则州县舆图，与六条宪纲之册，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统志》书，其总汇也。散著之篇，存于官府文书，本无文理，学者所不屑道。统汇之书，则固地理专门，而人物流寓，形胜土产，古迹祠庙诸名目，则因地理而类撮之，取供文学词章之所采用，而非所以为书之本意也。故形胜必用骈俪，人物节取要略，古迹流连景物，祠庙亦载游观，此则地理中之类纂，而不为一方文献之征，甚皎然也。“余曰：“然则统志之例，非与？阎氏若璩以谓统志之书，不当载人物者，其言洵足法与？”章君曰：“统志创于元、明，其体本于唐、宋，质文损益，具有所受，不可以为非也。《元和郡县》之志，篇首各冠以图，图后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经纬之外，无旁缀焉；此图经之本质也。《太平寰宇》之记，则入人物艺文，所谓踵事而增华也。《嘉熙方舆胜览》，侈陈名胜古迹，游览辞赋，则逐流而靡矣。《统志》之例，补《寰宇》之剩义，删名胜之支辞，折衷前人，有所依据，阎氏从而议之过矣。然而其体自有轻重，不可守其类纂名目，以备一方文献之全，甚晓然也。”余曰：“古之方志，义例何如？”章君曰：“三代封建，与后代割据之雄，大抵国自为制，其体固不侔矣。郡县之世，则汉人所为《汝南先贤》、《襄阳耆旧》、《关东风俗》诸传说，固已偏而不备，且流传亦非其本书矣。今可见者，宋志十有余家，虽不能无得失，而当时图经纂类名目未盛，则史氏家法犹存，未若今之直以纂类子目，取为全志，俨如天经地义之不可易也。”余曰：“宋志十有余家，得失安在？”章君曰：“范氏之《吴郡志》，罗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罗志》芜而不精，《范志》短而不详，其所蔽也；《罗志》意存著述，《范志》笔具剪裁，其所长也。后人得著述之意者鲜矣。知剪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郁而不畅，其所识解，不出文人习气，而不可通于史氏宏裁；著康氏《武功》之志，韩氏《朝邑》之志，其显者也。何为文人习气？盖仿韩退之《画记》而叙山川物产，不知八书、十志之体，不可废也；仿柳子厚《先友记》而志人物，不知七十列传之例，不可忘也。然此犹文人徇名之弊也；等而下者，更无论矣。”余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后可？”章君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托于著作，则不能以传世而行远也。文案簿籍，非不详明，特难乎其久也，是以贵专家焉。专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传也。其可以言传者，则规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当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专书，则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皆当汇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宾主之义也。知方志为国史取裁，则人物当详于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不可类选诗文也。知方志为史部要删，则胥吏案牍，文士绮言，皆无所用，而体裁当规史法也。此则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盖有取于家谱者矣，未闻取于县志。则荒略无稽，荐绅先生所难言也。然其故，实始于误仿图经纂类之名目，此则不可不明辨也。”噫！章君之言，余未之能尽也。然于志事，实不敢掉之以轻心焉。二图包括地理，不敢流连名胜，侈景物也。七志分别纲目，不敢以附丽失伦，致散涣也。二表辨析经纬，不敢以花名卯簿，致芜秽也。五传详具事实，不敢节略文饰，失征信也。乡荐绅不余河汉，勤勤讨论，勒为斯志，庶几一方之掌故，不致如章君之所谓误于地理之偏焉耳。若求其志，而欲附于著作专家，则余谢不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