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爸妈不愿给我带孩子，却很愿意给我打电话。只是每一次，都像是行踪汇报的例行通知。“我和你爸去杭州，一个月。”“我们明天动身去上海”“我们要去乡下住一段日子”……都是令我羡慕的神仙般的日子。我常常对米米又爱又恨地说：“将来，你出嫁了，当妈了，我也不给你带孩子，我也要像姥姥、姥爷那样，过闲云野鹤的日子。”更多的时候，我会在焦虑和疲劳中，向老公大吐不快。老公无比宽容地说：“他们袖手旁观也总比缠绵病榻、忙中添乱要好得多。这样想，你会觉得心里敞亮不少。”
答案在米米两岁半时，终于揭开。那一天凌晨3点半，家里的电话响了，我条件反射般接了起来，生怕吵醒米米。
“小奕，你能来趟深圳吗？你妈妈想见你。”是老爸打来的。“爸，这是半夜，你……”我刚想责怪他，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爸爸说：“你妈她……想见你最后一面……”
乘坐最早的航班赶往深圳时，老妈已经被宣布脑死亡了。看着仪器上显示的接近最低值的血压，我对医生怒吼道：“为什么不给她注射多巴胺，为什么不给她升血压，为什么不做心肺复苏？我是学过医的，我不仅要告你，我还会跟你拼命，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那个活色生香的老妈，突然就会脑死亡呢？
见到母亲的那一刻，我清楚地感觉到，有一种东西，正在我心脏的某个角落，撕心裂肺地离去。
老爸抱住失控的我，拿出一份打印的文件给我。那是一份生前预嘱：“今后，如当我病情危及生命时，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如插各种管子及心肺功能复苏等，让我安详、自然、无痛苦地走完人生的旅程，让我有尊严地死去。”
最令我心碎的，是后面的日期，那恰好是我怀孕之初，母亲被诊断为中晚期淋巴癌之际。
真相就这样被揭开。母亲在确诊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签下这份生前预嘱，然后，列下一个遗愿清单。她不想缠绵病榻，不想让我看着她一点一点被疾病吞噬，她只想把有限的钱花在路上，也让自己消失在路上。
她怕我依赖她，怕自己放不下米米，所以，在我怀孕之初，她就抱着决绝的态度，让我断了指望老妈的念想。
在生命的倒计时里，她跟曾经闹翻了的同事和解，她把我爱吃的那些菜写成“妈妈食谱”，她去了中国21座城市，而她做的最重要也最痛苦的一件事，便是对我和米米的疏离。她对老爸说：“对她们俩有多喜爱，对生命就会有多不舍。小奕终究要面对没有我的日子，不如就从现在开始。”
面对真相，我哭得肝肠寸断。ICU病房里，没有升血针、没有电击、没有上呼吸机，老妈在我到达3小时后，安静而从容地走了，就像睡熟了一般。医生告诉我：“老人选择的，叫作尊严死。”4
给母亲擦拭、换衣，我一次次压抑着悔恨的泪水。我一遍遍地回忆，想从记忆里找出妈妈患病的蛛丝马迹。我想起她，在面对我时一次次地欲言又止;想起她脸上粉底遮不住的暗黄与憔悴;想起老家的卧室，有一个抽屉莫名地上了锁;想起老爸突然对老妈百依百顺……其实，如果留心观察，老妈留下了很多破绽。可是，我只顾自己和孩子的感受，统统视而不见。
3天后，我和家人安葬了母亲。整理她的遗物时，我看到她的手机相册里，满满的都是我和米米的照片、视频。她还留着一件米米刚生下来时穿过的小衣服。她就这样带着牵挂走过21座城市，走过万水千山。
爸爸说，生命的最后时日，她整夜失眠，即便加了止痛泵依然疼痛难忍。于是，她就整夜看着这些照片，说这是她最后的止痛片。
在衣柜的一个收纳箱里，整齐地摆放着8件手工织的毛衣。那是媽妈在路上，给米米织的。上面分别贴着便签：6岁，9岁，12岁，15岁，18岁。“你妈说，米米18岁后，可能就不会再喜欢姥姥织的毛衣了。”爸爸解释道。
收纳箱里，还有一本手写的册子，上面详细地写着五香鸭蛋的腌法，制作酸菜的流程，粽子的包法，甚至连买哪家小店的粽叶都做了备注。
“小奕，认真地去学这些手艺，这样，妈妈不在了，你依然可以吃到妈妈的味道。”我坐在妈妈留给我的这些“遗产”里，哭了一遍又一遍，心底绝望地涌出那句话：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我终于明白，对一个母亲来说，最难的，不是爱她的孩子，而是忍着不去爱她的孩子。生命的最后一段，病痛之苦于妈妈是其次，必须与我生离，压抑对米米的隔辈情深，逼我独立，才是她最大的疼。
这世间，母爱有很多种，老妈给我的，不是陪伴，而是一个人远去，毫不拖累，她给我上了一堂人生的死亡之课。这一课，要穿越重重的误解，直到亲人离去，我才会明白。此刻，我多想告诉她：妈妈，女儿现在做得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