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糟糕的是，他说这话是认真的。我想给他来软的，但同样不奏效。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召开了一个高层会议，通知我去，但我躲着不想参加。不一会儿，一位身材小巧的女军官非常客气地告诉我指挥官在等我，我能否马上去一趟。
我只好去，但尽量不参与讨论。我父亲向来有一种本事：即便他不是会议的主席，也有一种驾驭会议的气度，他想听取谁的意见就用期许的眼神看着他。这种策略很微妙，能使会议向着他希望的方向发展，与会者却一点儿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每个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你，与其缄默不语，倒不如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尤其是，我发现自己还真的有意见要发表。
会议的大部分内容是一帮人在怨声载道，根本不赞成利用九日热来对付鼻涕虫。他们承认这种病菌会杀死鼻涕虫，甚至连生命力极强的金星人都会因此丧命。但它却一定会置人类于死地，而我只不过是娶了位惟一例外的幸存者。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病毒是致命的。受到病毒侵害七到十天之后，必然死到临头。
“你怎么看？尼文斯先生？”父亲这么称呼我是在请我发表见解。我一言不发，可他始终盯着我，等我开口。
“我觉得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对此事不抱任何希望。这里发表的不少看法都是基于假设，而这些假设也许本身就是错的。”
“怎么讲？”
我脑子一时也举不出什么实例，只好信口开河：“这个……比如说――我不断听到有人提及九日热，好像有个铁的事实：这种病会持续九天。其实不然，”
一位高级军官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这只是为了称呼的方便，这种病大致会得九天嘛。”
“没错――可你怎么知道这种病会持续九天？我是指，对鼻涕虫来说。”
话音刚落，立即响起一片交头接耳声。看得出来，我这次又摇中了大奖。
几分钟后，大家请我谈谈为什么我认为鼻涕虫感染这种病后持续的时间与人不同，而且果真如此的话，它的意义何在。
我开始有些后悔不该第一个站出来发表看法，却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说：“关于第一点，根据今天早上所看到的录像，我们得知：鼻涕虫确实不到九天就死了，远远不到九天。这段录像也是惟一的证据。凡是看过我妻子录像的人――我想在座诸位都看过――都很清楚，她身上的鼻涕虫在第八日危险期之前好几天就从她身上掉下来死掉了。虽然单独一个数据不能画出一条曲线，但如果这是真的，而且能通过实验证实的话，那么问题就截然不同了。一个感染这种病的人也许会在四天之内摆脱鼻涕虫的控制，我们则会赢得五天的时间，抓住他，并且治好他的病。”
将军吹了声口哨，“这实在是个大胆的思路，尼文斯先生。你认为该怎么治好他的病？先说怎么抓住他吧，你有何见解？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我们真的在红区播撒下九日热病毒，我们的行动必须快得难以置信――别忘了，行动还会遭到敌人的顽固抵抗。我们需要在五千多万民众死于热病之前找到他们，并治好他们的病。”
这是个烫手的山芋，我只好把它推了出去。不知道有多少“专家”也像我这样通过推诿责任功成名就的。
“关于第二点，这是个部署问题，战术问题，不归我管，这是你们要考虑的问题。至于第一点，你们有专家。”我指了指黑兹尔赫斯特博士，“问问他怎么看。”
黑兹尔赫斯特气鼓鼓地喘着气。我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以前的技术不够充分……需要做进一步研究……还要进行实验……他又想起了一件事，说以前已经在九日热的抗毒疗法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疫苗的效力实在太好了，抗毒素的工作于是没有继续。他想不起抗毒素是不是已经研究到很完善的地步了。反正，凡是去火星的人如今都会在离开前注射疫苗。最后，他可怜巴巴地得出结论，说对这种来自金星的病毒的研究必定仍处于不成熟的初级阶段。
他快说完时将军打断他说：“这种抗毒素疗法――你们多久才能弄清楚？”
黑短尔赫斯特说他马上就办，巴黎索邦大学有个人在搞这方面研究，他想给他打个电话。
“马上就打，去吧。”指挥官说道。
第二天早饭前，黑兹尔赫斯特便按响了我的门铃。我很生气，但走到走廊和他见而时尽量克制住没有发作。
“很抱歉吵醒你，”他说，“可你在抗毒素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正确的。”
“嗯？”
“他们从巴黎给我寄来了一些抗毒素，马上就能收到，但愿还有效力。”
“如果失效了呢？”
“呃，我们有办法复制。当然，如果实行这个方案的话，我们得制成数百万剂。”
“谢谢你告诉我，”我说，“将军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正要转身走开，他拦住我。
“呃，尼文斯先生――”
“什么？”
“关于传病媒介这一问题――”
“传病媒介？”此时我脑子里乱做一团，什么话都听不明白。
“病毒带菌者。我们不能用鼠类，不知你知不知道这种病毒是怎样在金星上传播的？足通过一种叫轮虫的小飞虫，金星上惟一一种昆虫。但地球上没有这种虫子，而且，这是惟一的病毒携带方式。”
“你是说，无论你怎么努力，都无法将这种病毒传染给我？就算有大量活的细菌培养些也不行？”
“你说得对――当然，我可以给你注射这种病毒。但是要让百万名伞兵空投到红区，抓住鼻涕虫附体者给他们打针……我无法想像。”他无助地摊开双手。
我的脑子总算开始慢慢转动起来了……一次性空投一百万人……
“为什么问我？”我说，“这好像是个医学问题。”
“当然。我只是觉得――嗯，对这个问题，你好像已经想出了办法――”他打住没往下说。
“谢谢你的信任。”我的大脑同时奋力思考两个问题，一时间纠缠在一起，交通一片混乱。红区有多少人口？
“是不是这么回事，”我说，“假如你得了这种病而我没有，我不可能从你这儿传染上？”
他回答说：“至少不那么容易。假如从我的喉咙里取出一个活体黏液涂片，放到你的嗓子里，你很有可能传染上。如果我把我的静脉割开，将微量的血输到你的静脉里，你一定会感染上这种病。”
“直接接触，对吗？”一个伞兵能为多少人做这种事？十个？二上？三十？还是更多？“如果只有这一个困难，那就没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