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是我经常读的一本书，平时我也很关注对于爱玛命运的不同论述。比如，著名作家王安憶认为：爱玛能嫁给包法利简直是一种“福分”，这是一个老实、呆笨、心地淳厚、少见识但尽职守责的孩子，有多少乡村医生是用这样的坯子做成！他们巡游乡间，会的就那么几手，却包治百病。像爱玛这样一个乡下地主的女儿，与好名声的包法利医生结婚，已是她的福分。
相反，《包法利夫人》的中文译者李健吾则认为：爱玛嫁给包法利如同鲜花插在牛粪上，这场婚姻对爱玛来说就是悲剧。换句话说，倘若爱玛所嫁的男人不是这个乡村郎中，而是其他什么人，爱玛的人生结局就不会“悲惨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们的婚配，从头到尾是错误。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理解爱玛的命运？
十三岁的时候，爱玛被父亲送去修道院读书。在修道院，爱玛并没有如通常那样感到受压抑，相反，宗教教义、宗教仪式，还有修女，为她编织了一个不真实的梦幻世界。而且，修女们待爱玛很友爱。忏悔时，神父缠绵的絮语，讲道中引用情人、婚姻的比喻，同学们偷偷传看的精美画册，还有那个每月来修道院一星期做针线的老姑娘，她唱的那些古老情歌、讲的那些传奇故事，都使修道院充满了世俗温情，这一切滋养了爱玛性格中的感伤情调，而她对生活的想象，类似“欢愉、激情、陶醉”这些概念，也在此完成。
在这些概念化的想象之下，细水长流的日常生活就显得太平淡了，平淡到她认为那是个错误。所以，嫁给老实巴交的乡村医生后，一旦遇到侯爵、子爵，她就马上在心里呐喊：“我的上帝！我为什么结婚？”
她不可能进入上流社会，但遇到有点浪漫情调的年轻练习生赖昂，爱玛的“包法利主义”就有了土壤。这是爱玛和赖昂的对话——
“哦！很少，”他回答说，“有个地方，我们都管它叫牧场，在森林边缘的山坡顶上。有时候我星期天上那儿去，手里拿着本书，眺望远处的落日。”
“我觉得再没有比落日更美的景色了，”她接口说，“不过最好在海边看。”
“哦！我爱大海。”赖昂先生说。
“而且，”包法利夫人继续往下说，“在无边无垠的大海上方，思想会更自由自在地翱翔，凝望浩渺的大海，会让您的灵魂得到升华，会让您领悟到什么叫天地无涯和理想境界，您难道不觉得是这样吗？”
这段对话，当然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格式，不仅“灵魂茂盛”，而且“语言茂盛”。渐渐地，爱玛对这种“茂盛”上了瘾，先是赖昂，然后是罗道尔弗，然后又是赖昂，直至最终她为这种虚假的茂盛付出生命。
福楼拜写爱玛，交缠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总是让看的人击节赞叹，尤其是“农业展览会”一节，简直妙到毫巅。不过，有一次，我在电话里和朋友一起歌颂“农业展览会”，我外婆在一旁听见了，就问：“什么地方的农业展览会那么好？”
外婆出身穷乡僻壤，对农业有真挚的感情。可是，这牛头不对马嘴的问题，我听了控制不住地哈哈大笑，马上又在电话里讲给朋友听，朋友也笑得岔气。后来我看外婆有点讪讪，心生歉意，就用了中国人名、中国调调，把《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约略讲给她听。
外婆听得非常认真，听完，说了一句：“这个包太太要是在我们这儿，不可能死的，我第一个就把她给劝住了。”
我刚想笑，马上忍住。现在，我重新打开《包法利夫人》，想起外婆的话，突然觉得，是啊，关于爱玛的命运，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从浪漫主义说到现代主义，从她的父亲说到她的婆婆，从她的老公说到她的情人，怎么一直忘了问，爱玛的闺密呢？
噢，要是让我外婆遇到爱玛，只要爱玛能多少跟我外婆透露一点赖昂的行状，我保证外婆一定能在第一时间甄别出这赖昂是个担不起事的学生弟。
20世纪80年代，外婆开过家庭旅馆，类似现在的青年旅馆，因为价格便宜，常常会有穷学生来住。晚上，外婆挨个查房，遇到腻在女生房里不走的男生，就会当着男生的面说：“嘴巴上说得好听的男人最靠不住，记住啊！”男生要是还打算跟外婆辩论，外婆就会拿出在乡村社会练就的大江大河本事，说出一溜真理性的涉黄句子，直到完全破坏人家年轻男女的那点小资情调。
所以，赖昂这种人，外婆不用见面，就能把他判断个底朝天。爱玛呢，即便心里很不以为然，即便很反感外婆这么说，也会让外婆说得心花委顿。甚至，我相信，凭着外婆坚定的意志，如若不让爱玛意识到婚外恋可耻，她自己都会觉得没有尽到做人的责任。
从我记事起，我们家的大门，不到外婆睡觉，是不许关的。那些年，即便不是天天，也隔三岔五，总有邻居到我家来理论家庭纠纷。外婆不是里弄干部，但一直比居委会干部更受群众信赖，她常常会很权威地命令：“现在就把你媳妇叫来。”
闹得疙疙瘩瘩的一对夫妻来了。外婆站在灶头旁，一个小时不带句点的演说，就把他们给说和了，虽然我有时也觉得他们可能是被外婆说烦了。
所以，别说赖昂这种小年轻、罗道尔弗这类登徒子，就算狡猾的高利贷商人勒乐，外婆保管能在第一时间为爱玛把关——只要爱玛遇到外婆。那些年，我父亲最爱讲的一句玩笑话就是，要是你外婆有文化，让她当个国家总理，她都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