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安出生，在那里长到3岁，随父母去了香港，再由香港去了台湾，1970年从台湾大学数学系毕业。我选学数学，是受杨振宁的影响。杨振宁那时刚拿了诺贝尔奖，很有名，他到台湾开暑期数学研究课程。他说，他要是年轻人，就会学数学，因为“数学呈放射性发展，有很多方向，前途很光明”。
从台湾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加州求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时，我才发现，到了高等数学这个层次，男性是占主导地位的，女性非常少。人数少的确吃亏，这意味着你失去了自然而然与人交流的机会。男性之间可以自然发展友谊，勾肩搭背一起去喝杯酒，但对女性来说，这不是一件自然的事。这件事首先得自己去主动克服，突破那种孤立落单的状态。其实在数学领域，你和别人聊进去了，就会逐渐忘记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可刚开始彼此会对性别有所在意，而一旦真正谈到数学的关键问题，性别根本不扮演任何角色，就像辩论，它是思维的交锋。只是，要想舒服地开始交流，需要女性在这方面做出主动努力;只要跨过了那条界线，就不再有任何障碍。越好的数学家性别意识越淡漠，完全是智识的对流，你的唯一挑战是达到足够高的数学水平，完全不是性别的问题。张圣容
我是做数学分析出身的。后来成为我先生的人与我在同一个研究所，他的研究方向是几何。我们在一起、成为恋人和刚结婚的时候并没有交流过数学，直到我们认识十年后，才开始讨论彼此的研究兴趣。我们现在做的是几何分析，用分析的方法做几何，多半是他做几何部分，我做分析部分。女性的空间思维能力并不弱于男性，有时观念、环境和培养的因素影响了我们对女性能力的认知。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女数学家卡伦·乌伦贝克就是几何专家，她的工作原创性非常高。對杰出的数学家来说，应用和发展知识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创性才是第一位的。
在职业数学家道路上，女性起步的确会有些艰难，我那时也是。刚毕业，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一起。先生的导师对我们很好，给我们的工作推荐信上都写明了我们俩是夫妻，结果却是我们俩都找不到工作。40年前，还没有任何大学愿意接收一对夫妻来工作。眼看着我的同学们在2月份都有了工作，我先生到4月才收到莱斯大学的一份工作邀请，我就叫他去，然后我拿到了一份布法罗大学的工作邀请。这样，博士一毕业，我们就一个在美国东岸，一个在美国南边，相隔三千里。到了圣诞节，我从布法罗飞到休斯敦去看他。到了休斯敦，那里有个数学系的老教授看到我非常惊讶。他认为，既然我已选择在布法罗工作而没有追随先生到休斯敦，那我们事实上应该已经分手了，没想到我们还维持着婚姻关系。莱斯大学一直没有给我任何位置，连访问的机会也没有，因为他们对我的期待就是追随丈夫。我却根本没有这么想，先生也鼓励我，追逐理想、继续工作。分开好几年后，我们才慢慢把工作找在一起。之前的那段时间的确很挣扎。
我毕业后6年中换了6份工作，都在不同的地方。有些地方可以留我两三年，但这已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两个人的问题。有时我迁就先生，有时他迁就我，两个人都换来换去，为的是彼此能离得近一些。到了第六年，我们才都在加州安定下来，我也如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拿到终身教职。我是在拿到终身教职后生的孩子。那时终身教职是按毕业程序来评，并不难，但现在变得非常难了。
女性数学家在人生路上难免有挣扎。现在仅博士后就得做很长时间，女性很难等到拿到终身教职后再生孩子，那样年龄就太大了。我的女学生通常进入终身教轨就生孩子，那也已是三十五六岁的年龄，然后再等终身教职。对大学和学术界来说，终身教职制度变得对女性很不利，使得现在的女性做数学研究反而比我们那个时候难。这个制度要求你在毕业后五六年之内进入终身教轨，否则就一直没有终身职位。而博士毕业时通常二十七八岁，接下来的五六年对女性来说，刚好是考虑婚姻问题、生育问题的时间。而职业数学家事业起步时，做博士后都是这里一两年、那里一两年，地点换来换去。如果一名女性在博士阶段已结婚，那先生需要配合她过许多年漂泊的生活，这对女性来说非常不易。这套制度当年设置时就没有考虑过女性——当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太太都是追随先生，做家庭妇女，不在外面工作的。现在时代变了，这套制度早已跟不上社会发展了。
在我的事业和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之间，的确也会产生一些矛盾。我女儿小时候就常说，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对着一块黑板长时间工作和思索。她很难理解这种生活，这也导致她后来没有选择进入学术界。我儿子读物理和数学，女儿喜欢动手，本科读了工程专业，研究生读的是材料工程，他们都供职于谷歌公司。女儿常常抱怨，觉得正是因为生长在我们家，才让她变成了一名科学家，否则她还有很多路可以走。
数学家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不知不觉会用一些数学语言和他们交流。但其实我教得最多的是中文。他们小时候，每周六我都带他们去学中文，然后回来给他们讲中文。等他们大一些，到了初中，我教一些数学，先生教他们一些物理。但我们自己教的数学和学校里教的不太一样：数学家探讨的是未知的数学，而学校里教的是数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