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祝》首演谢幕的情形，俞丽拿现在能想起的画面已经有些模糊了。“返场时，有人说我们演奏了全曲，陈钢说其实只演了一个段落。琴是我拉的，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大概因为太高兴了吧。”这么多年来，每当回忆起那场演出，俞丽拿总会为那一天标注一个定义：“对我们来说，5月27日这天很特殊，它意味着小提琴终于被中国观众接受了。”
尊重艺术家的意见
1960年，俞丽拿在上海女子弦乐四重奏中担任第一小提琴手，并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舒曼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最终取得第4名的好成绩。这是中国首次在国际弦乐大赛中获得名次。就在上台比赛前，4位中国姑娘把手叠在一起，大声喊了一句：“为国争光！”
20世纪60年代，周总理经常陪同到访中国的外国贵宾来上海。随着首演的成功，《梁祝》优美的旋律很快通过广播传遍大江南北。在接待外宾、安排文艺演出时，周总理也常常点名要听《梁祝》。当时还是大学生的俞丽拿，因此与周总理有了见面交流的机会。
一次演出后，周总理很有兴趣地向俞丽拿询问有关《梁祝》的创作情况。俞丽拿惊喜地发现，周总理对她的情况很熟悉，知道她们的四重奏在柏林获了奖。周总理说：“你们的四重奏能在这么大的压力下获奖，很不容易。你们辛苦了！”听到周总理的称赞，俞丽拿心里一熱。
在和周总理为数不多的交集里，有一件事让俞丽拿印象最为深刻。有一次，周总理陪外国贵宾来上海，在欢迎宴会上，俞丽拿照例演奏了《梁祝》。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走到台口，对俞丽拿说：“俞丽拿，和你商量个事。”俞丽拿记得，总理的语气很温和，但态度很认真，“我觉得《梁祝》太长了一点，你和两位作曲家说一下，看能不能改短一些，这样演奏效果可能会更好。”
听完总理的建议，俞丽拿心里“咯噔”一下。“现在回想起来，那会儿真是年轻冒傻气，什么叫组织纪律，什么叫政治观念，我根本不懂。”俞丽拿的心里充满了担心，害怕删减会给《梁祝》的艺术性带来致命打击。犹豫再三，她没有将总理的话转达给陈钢和何占豪。
几个月后，周总理又一次陪外宾来上海，在文艺演出时，他仍然点名要听《梁祝》。还是那个宴会厅，还是俞丽拿，还是未经改动的《梁祝》。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见到俞丽拿，直截了当地问：“俞丽拿，你们没改吗？”
“听完这句话，我很紧张，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对着总理尴尬地笑。谁知道总理接下来的话，让我记了一辈子，又敬佩又感动。他只说了一句——‘那就尊重艺术家的意见吧！’你看，这就是周总理。”俞丽拿说。但这件事过后，她又认真琢磨了周总理的建议。在不同的场合，她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梁祝》的部分乐章来演奏，比演奏整部作品所用的时间短了很多，演出效果也很好。
几十年来，《梁祝》的旋律在全世界响起。除了俞丽拿，吕思清、盛中国等音乐家也奉献了《梁祝》不同版本的演绎。2016年，根据一项国际小提琴赛事的调查，《梁祝》成为在国外演奏次数最多的中国作品。杏坛春雨润无声
从1962年俞丽拿留校任教，至今已经57年。俞丽拿每天6点钟到学校，晚上10点钟才离开。如果说年轻时俞丽拿的理想是让中国人喜欢上小提琴，那么在当老师的几十年岁月里，她的目标是要让更多的学生站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学生是有竞争力的，不是来‘打酱油的’。”俞丽拿说。
改革开放后，俞丽拿有了更多出国演出、访学、担任比赛评委的机会。“那会儿，上海和国外生活水平的差距还是蛮大的，可是到了国外，我对那些都不感兴趣，我只关心世界各学派最前沿的理论和技术，我要把这些都‘偷’回来教给学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和付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俞丽拿的学生在国际比赛中崭露头角，以黄蒙拉、王之炅为代表的优秀青年演奏家逐渐涌现出来。
如今，比起刚当教师时的手忙脚乱，俞丽拿已经相当从容。从容却不放松，上课永远排在第一位，这是俞丽拿几十年的准则。她每天在教室授课长达10多个小时，唯一的休息就是中午拿出饭盒放到微波炉里热一热，有时她吃饭的同时也会上课。即使在声带手术后讲不出话的时期，俞丽拿也不停课。她做了一些卡片，在学生演奏时用举卡片的方式提醒——“弓速”“分段”“调性”“音准”……甚至还有一张写着“帅”字。
70岁时，俞丽拿做了告别舞台的决定。“其实那正是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但是，一切都得为专心教学让步。”音乐学院的教学跟普通学校不同，是一对一上课，从附小到大学毕业，一个学生的培养就得花16年。在这16年里，俞丽拿觉得自己就像他们的第二父母。每个学生她都会准备一个笔记本专门记录，如今这样的笔记本已塞满整整一个文件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