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7点，徐克接到电话，里头说，张国荣跳楼了。
当时，张国荣就住在徐克家旁边。很多人都跑到现场去，徐克没去，独自坐在窗边发呆。朋友打来电话，问他怎么想，他说，我觉得他没有走，我觉得某一天还会在街上遇到他。朋友听他的声音，就像在听梦话。
还有两个星期，电影就要开镜，助理问徐克，这个剧本怎么办？
徐克说，不拍了，我找不到一个人代替张国荣。
张国荣的葬礼，请徐克去念悼词。徐克怕思维会乱，提前写在纸上，在家里练习，每念一次都要竭力控制自己，沉默，哽咽，使劲吸一口雪茄，其实雪茄早就灭了。他在葬礼上念悼词，结果没人听懂他念了什么，他就说：
“张国荣的笑容欺骗了我们，我认为他是很开心的人，可是他心里的话一直没法说出来。”
21世纪初的香港，是告别的时代。张彻因病去世，膝下无子，葬礼由众弟子帮忙操办。之前和他齐名的胡金铨，君子一生，死前无存款，墓地都靠同行吴宇森捐献。电影《功夫》剧照王家卫
据张彻的弟子们讲，张彻晚年，每次入睡前要拿绢布擦拐杖，极其认真，就像剑客擦自己的剑一般。
后来徐克在《七剑》中说道，剑，除了是一种武器，它还是一种身份，一种修养。
半个世纪以来，这些在香港搞武侠文化的宗师，没有一个是本地人。武侠虽是娱乐文化，但操持者全是古典文学修养深厚的文人。他们写武侠、拍武侠，看起来是在迎合潮流，但本质上，是在勾勒传统的样子，也是在表达乡愁。
港台的同胞、海外的华人，醉心写刀剑如梦的中国故事。而内地文人，大多倾心现实主义。李白以后，中国人的精神和生活逐渐萎缩，气息不再。新千年后，港台武侠无师自通地接上了这一脉，众生又在武侠里看到了中国人的样子。
胡金铨、张彻之后，许多香港导演都拍武侠电影，但唯有徐克拍出了中国人心目中的武侠。
为表彰他对武侠文化做出的贡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一颗距离地球35亿千米的小行星定名为“徐克星”。
2004年，周星驰的《功夫》里没有了天涯，只有市井。
周星驰出生在香港九龙的贫民区，从小母亲带着他看电影。那些少年意气的武侠片，是他灰色童年唯一的色彩，等他成为导演后，终于朝花夕拾，把这些记忆像收集落叶一般聚拢，一把火点燃。
《功夫》不是创世记，只是集大成。它是对过去大半个世纪香港武侠的致敬和缅怀。
那些一流高手，住在经常停水、如同难民营的猪笼城寨内。洪家铁线拳、十二路谭腿、五郎八卦棍，身怀这些绝技的是裁缝、脚力、油炸鬼。包租婆练狮吼功，包租公打太极拳。斧头帮穿西装打领结，衣冠禽兽。火云邪神穿着人字拖，深藏不露。两个卖唱的残疾人，操琴为刃。那些市井里的侠客，看得人心脏扑通直跳，卑贱处透风云际会，渺小里见天地真知。
谁都不曾想到，天大的道理，竟然从卖油条为生的小人物嘴里脱口而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3
在整个2010年后的华语影坛，港台武侠片只剩最后两抹回光返照。
2002年，王家卫带着梁朝伟拜访叶问的后人叶准，筹拍《一代宗师》。直到2007年，电影还没有开机。梁朝伟对王家卫说：“你再不拍，我就老了，打不动了。”
王家卫一时感慨，从2008年开始了为时3年的走访。他踏访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东北三省、上海、浙江等地，拜访了咏春、八卦、八极、形意、通臂等门派的百余位民间功夫宗师。寻访过半，他自己也成了武術行家。
剧本打磨7年，电影拍摄3年，用光了富士已停产的彩色胶片的最后库存。
王家卫拍文艺片出身，这部武侠片拍出了晏几道诗词的味道，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
港台的文艺片导演，王、侯两高峰——香港王家卫，台湾侯孝贤。
2015年，侯孝贤拍出了《刺客聂隐娘》。这是侯孝贤第一部在内地公映的电影，和王家卫一样，用文艺片的方式拍武侠片，但大众并不买账。
侯孝贤出生于广东梅州，四个月大时就随全家迁往台湾，本想客居几年，却由于政治原因，无法回归故里。少年时父母双亡，除了打架，就爱看电影。他把电影院墙上的铁丝网剪开，爬进去看电影。有时在地上拣撕掉的票根，拼起来混进去看。
当导演后，侯孝贤行事有古人之风，言谈总是点到为止，从不赘述。他见不得人受苦，随时都有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冲动。做任何事情，只要是痞子、混账欺负人，绝对不放过，敢说敢拼，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不管，我不怕！”
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他早该拍武侠片，因为他本人就极有侠义精神。
内地这头，眼看武侠文脉将断，一个叫徐皓峰的导演带来一部《师父》，开硬派武侠一脉，重武术技艺，没有飞天遁地、剑花怒放，只有硬桥硬马、刀刀见肉。
徐皓峰是北京人，但没有北京人能侃的绝技，人多时说话不利索。在电影学院读书时，他曾和黄磊一起演舞台剧，风度翩翩，被老师认作将来的“冷面小生”。
1997年，他從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去电视台拍纪录片，一个星期挣1万块，但总觉得若不为艺术创作，工作都是浪费时间。两年后，26岁的徐皓峰辞职回家，专心读书，在书斋一待就是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