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正义也和经济发展模式紧密相关。在《巴黎气候协定》的制定过程中，与会代表为各个国家的碳排放限额争得不可开交。发达国家把二氧化碳超标的矛头指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但也有西方的有识之士反思，英美等国既然已完成了工业化，也就完成了对地球“不可避免的污染”（这些污染如今依然持续影响着地球），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二氧化碳减排的义务。
这样的反思也适用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目前的人均碳排放量虽不及西方发达国家，但也早已位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远超巴西和印度。中国部分城市和地区的发展程度已经可比肩甚至超过西方，城市居民享受着极为便利和高能耗的生活，浸淫于私家车、外卖、网购和各种电子产品构成的美丽新世界中。相应地，我们也有义务充当环保行动的急先锋。
我数次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呼吁，为了控制垃圾的产生，应当减少网购、外卖和电子产品的更新频率。一些学经济的朋友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担心消费欲下降会令中國经济增速放缓，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
还有人指出，如果大家的消费越来越少，到头来失业的将是电子产品生产线上的工人，还有外卖和快递小哥等。我承认这些都是切合实际的思考，但也想到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虽看似文化昌明，却压制了人们的否定和批判性思维，使得我们不再想象或追求与既有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过去30多年，GDP高速增长一直是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与此对应，追求更加快捷和便利的生活似乎早已成为单向度的国民追求。为了地球和子孙的未来，我们是否该适当地放缓经济发展的脚步，去思考一味地求新求快会付出怎样的环境代价？
当下推行垃圾分类的难度在于，人们花了不少力气去做这件事，但获得的好处是社会公益性的，暂且看不见，也享受不到。这样不相称的投入与回报令许多习惯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人感到陌生。
环保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市场的。比如，雇人刷碗的成本要比使用一次性餐具大得多，因此许多餐饮经营者选择了后者。对环境这样的公共利益而言，市场调控多数时候是失灵的。因此，毋庸置疑，环保一方面需要政府行为的介入;另一方面，关于减少消费和抵制消费主义的讨论，哪怕理论上可能造成失业等社会问题，但把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和我们个体的欲望联系起来，这是打破“单向度的人”必须具备的舆论基础。也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基础，政府执行更为严格的限塑令才不致招来人们“这也太不方便了”的拒斥和不解。
我们太需要反思自己的“方便”会给他人和整个社会带来怎样的“不便”了。“舍小家为大家”的口号何时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