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时代，事实上很难复制工业时代的大规模生产。当集体化大生产让位于原子化的小作坊，在实现了“人的解放”的同时，也意味着人进入悬空的状态。悬空状态的特征是什么？似乎人人都能轻易找到一份工作，却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在几年前，大量的闲散劳动力进入网约车行业，成为网约车司机。但是，一旦平台出现变化，比如利益分成的改变，有可能会让很多人的命运发生改变。“网约车不是长远之计”，很多师傅都曾经跟我说过。但是，什么才是长远之计呢？大量的劳动人口，慌张地面对着职业的不确定性。
人类是需要确定性的动物。看起来充满机遇，但欠缺持续性的后工业时代，事实上并未让一个人变得更舒适，相反，它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焦慮感。大量青年徘徊在新经济的入口处，尝试找到迅速变现的方法;而找到变现方式的中年人，则受困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遭到失业的威胁;即使是成为网红的幸运儿，也在思考过气之后如何自保。且不论尊严、面子等抽象的概念，衰败的风险一直高维存在，这对于个人的自我认同是摧毁性的。后工业时代对人们来说是友善的吗？
“边走边瞧”是现代人的一个普遍对策。长期规划似乎变得无用，职业理想也无从谈起，更多的工作如同流星般短暂地闪耀。大量的人采取一种“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待着似是而非的“风口”的到来，期待以博短线的方式获益。三
英国学者居伊·斯坦丁曾经使用“不稳定无产者”（台湾地区翻译为“飘零族”）这个概念来指代那些被不稳定、不确定、债务与屈辱缠绕，逐渐失去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权利，陷入“弃民”状态的劳动者，并称他们将成为一个“新危险阶级”。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两极分化，堆积于系统边缘的飘零族越来越多，这些曾经是社会“不可见”的人，在最近频繁出现的民粹浪潮中，突然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
他们可能是失魂落魄的破产中年人，也可能是“佛”“宅”“废”的惧怕竞争的青年。他们不愿意（或不能）获得稳定的工作机会，一直被排除在主流职场之外。从巴黎的“黄马甲”运动到东京的“为了1500日元而战”运动，再到纽约的“地铁逃票者”运动，抗争者的脸谱往往就是处于尴尬地位的飘零族。以日本底层运动为例，他们的口号是，“不要被战争与资本杀死”。呼唤职业的尊严与生存的机会，是飘零族的内在诉求。
在后工业时代，飘零族的数量一直在增加。他们未必一定是贫困者，或者也赚到了一定的快钱，但是这种悬着飘着的状态，很可能一直深化着他们的恐惧。这种后工业时代之痛，一直在异化着当代劳动者。他们会觉得自己被主流社会所抛弃，没有处于一个持续上升的渠道中，在自认为是弃民的同时，有着浓厚的反社会情绪。
当现代性大工厂的秩序分崩离析之后，原子性的生存状态未必能令人变得更自由，反而让人遭遇不安与困顿。社会学家项飚提出“工作洞”理论时，恐怕很多人忽视了它的两面性：工作洞是一种折磨，但同时也是一种归宿、一种自我承认。人被工作所累，但也不能失去工作。工作对人而言，是一种“锚”一样的存在，它确定了人最终的走向。
飘零族之所以被斯坦丁认为是“新危险阶层”，是因为处于边缘地带的他们，很容易产生反社会的情绪，从而变成愤怒的抗争者。人们本来认为“后现代”生活应该是充满想象力、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彼岸世界，但是，谁也料不到前方竟然是民粹主义与愤怒的浪潮。越是发达的国家与城市，飘零族越容易成为失去希望的“末人”，他们成为繁华都市最极端的破坏者。在抗议运动中，他们破坏城市、破坏家园，用最原始的暴力发泄着自己的不满。
有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乐观表示：未来的世界，工作交给机器去做，人类就不需要干活了;人类可以从事艺术、文学等创造性职业。这看起来是美好的愿景，但是，这些职业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吗？他们的作品就一定有市场吗？更进一步说，“不被需要的人”同时也变成了“没有价值的人”，他们的价值怎么体现？对于大部分只适合程序化劳动的人，其未来何去何从？后工业时代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因此它在带来愿景的同时，也在制造着惶恐与焦虑。越是智能的技术，越成为确定性的梦魇。至少，种种迹象告诉我们，可以干到65岁的工作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