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阿道夫·卡明斯基，1925年10月1日出生于阿根廷，父母是俄裔，全家人在20世纪30年代搬到法国定居。阿道夫只有小学学历，家境贫困，他14岁就去洗染店做学徒，并在那里爱上了染色化学。15岁时，阿道夫的母亲被杀害，他便全身心投入化学，这是他排解悲伤的唯一方式。每天，他都有一堆问题问老板。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更是热衷于做化学实验，他最感兴趣的，就是墨水脱色。
女儿萨拉·卡明斯基说，父亲伪造证件纯粹是无心之举，因为阿道夫的家人是犹太人，所以遭到追捕，被带往德兰西集中营，多亏有阿根廷证件，他们才得以离开集中营。但是逃离了集中营，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安全了，因为他们的证件上还盖着“犹太人”的章。
为了家人的安全，萨拉·卡明斯基说：“我祖父决定弄假证件。我父亲一直被教导做守法公民，从没想过办假证件这回事。但为了家人，他去见了一个来自抵抗军的人。那时文件是硬皮的、手写的信息，上面还要填写工作。他让人家把他的职业写成‘染匠’，突然，那人问他：‘你是染匠，那你知道怎么去掉墨迹吗？’父亲说：‘当然知道。’那个人告诉父亲，抵抗军正面临一个大问题，即使是顶级专家也无法去除一种‘不可磨灭’的墨迹，即‘威迪文’蓝墨水。”
阿道夫·卡明斯基给出的建议是用乳酸，这个办法被证明非常有效。抵抗军对这个17岁的年轻人刮目相看，立刻雇用了阿道夫。萨拉说：“实际上，我父亲自己都不知道，他当时发明了如今在每个学生的铅笔盒里都能找到的所谓的‘涂改液’。”
阿道夫·卡明斯基虽然是实验室最年轻的学徒，但是很快就成为“技术主力”。他安置印刷机，开始修照片，做橡胶印章，发明各种各样的东西，还用一个自行车车轮和其他材料造出离心分离机。
从此，阿道夫·卡明斯基也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朱利安·阿道夫·凯勒”，还是大名鼎鼎的幕后推手“约瑟夫先生”。他有无数个姓名，亦有数不清的身份。在家人和朋友面前，他是一名在部里工作的普普通通的文员;在抵抗组织成员眼中，他却是一位行踪诡异、技艺非凡的专家。
阿道夫·卡明斯基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早年加入的抵抗组织中，有一群像他一样的年轻人，为这份“事业”奋斗着。曾经有一次任务紧急，需要他们在3天之内，为300个孩子赶制超过900个各类证件。
阿道夫清楚地知道时间的紧迫：“我每睡1小时，就有30人丧命。”为此，他几乎不眠不休，在体力严重透支的情况下持续工作，甚至昏倒在实验室的地板上……最终，阿道夫·卡明斯基在“二战”时期拯救了1.4万多名犹太人，使众多犹太家庭免于承受那段残酷黑暗的历史。二
“二战”结束后，阿道夫·卡明斯基“造假证”的事业还在继续。女儿萨拉·卡明斯基说，以色列还未建国时，父亲曾伪造文件帮助集中营的幸存者移民到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帮助阿尔及利亚人伪造文件;他还为受迫害的南非黑人伪造文件。他的“服务区域”还涉及拉丁美洲、欧洲等。越战期间，他甚至为美国逃兵伪造文件，因为他们不想对越南人使用暴力。1968年“五月风暴”时，父亲根本没时间理会游行，因为他要为15个国家服务。直到1971年，阿道夫·卡明斯基才结束了制作假证的生涯。
萨拉表示，父亲从17岁起就一直为没能带朋友一起逃出集中营而愧疚，这种愧疚感伴随了他一生，也是这40多年来他赝造文件的根源：“为此，他付出了很多代价——首先是经济上的损失，他拒绝接受报酬，对他而言，接受报酬就意味着他的行为有功利性，这是他不能接受的。所以他白天当摄影师，晚上造假，一生都穷困不堪。”
除了物质上的牺牲，还要付出情感上的代价——阿道夫无法带着秘密与妻子一起生活，无法向家人解释自己每晚在忙些什么。萨拉说为了写这本书，她曾去询问同父异母的姐姐，问她是如何看待父亲的，“姐姐说父亲总是答应周日带他们去散步，他们会穿得整整齐齐地等他，但他几乎从未出现;父亲说会给他们打电话，但他也没有。后来他不回家了，再也不出现了，他们想，也许父亲已经死了。我的哥哥姐姐以为他们被父亲抛弃，成了孤儿”。
萨拉说，小时候自己一直以为父亲就是个普通人。“他是一名普通平凡的摄影师，总是教育我们要遵纪守法，从没透露过他过去的事”。
萨拉回忆说，高中的一次考试，她发挥失常，考得非常差。她不想让父母知道，就尝试着伪造父母的签名，结果被母親发现了，生气的母亲大声斥责她。父亲下班后，萨拉提心吊胆地等着再被父亲痛斥一顿。“可没想到，他看着我开始大笑，笑得停不下来，手里还拿着我的作业，说：‘萨拉，你还不够努力，没发现你签得太小了吗？你该伪造一个更像的。’”
还有一次，萨拉在整理他们申请法国国籍的资料时，看到一封感谢信。那封信对父亲在1945年为法国军方情报和反间谍工作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哇，我父亲居然是特工？像007那样的吗？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不过他并没有回答”。
后来，萨拉知道父亲参加过“二战”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但仍是小女孩的她，以为父亲参战的意思就是当兵。“很难想象父亲这样一个非暴力和平主义者戴着头盔扛起枪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