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花园长椅上的丈夫欧仁一身与社会等级相得益彰的装束，头戴帽子，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他的坐姿看起来有些僵硬拘谨，但并不是因为身负模特重任感到紧张所致。此时，年幼的女儿正把他的大腿当作桌子，玩起了最心爱的“迷你村庄模型”。爸爸为了不让女儿精心摆放的树木和房子倒塌，只能一动不动地当起木头人。真是一对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的可爱父女。这份浓浓的亲子之情与背景处灿烂盛开的鲜花相映生辉，令这幅画成为满含幸福感的作品。
欧仁·马奈是被誉为“印象派之父”的爱德华·马奈的弟弟，与莫里索一样出身富贵。他自小身体羸弱，并未正式工作，只是简单打理家族产业，一辈子从未为钱发过愁。欧仁在哥哥马奈绘制了莫里索的肖像画后认识了这位特立独行的奇女子。当时19岁的莫里索抱着将青春年华全部奉献给绘画事业的巨大决心，是一位不易亲近的冷美人。性格内向的欧仁对她一见钟情，并追求多年。
婚后的莫里索不但成了贤妻良母，还一直手持画笔，坚持着那个作为画家的自己。欧仁也始终遵守着与妻子的约定，从未搅扰她的工作。他理解她、支持她，是她的头号粉丝，还成了她的经纪人，直到病故之前仍一直为准备妻子的首次个人画展奔波忙碌。
在莫里索去世（1895年）近30年后的1923年，一位芳名唤作“塔玛拉·德兰陂卡”的美艳妖冶、富有异域风情的女神降临在文艺之都巴黎。
塔玛拉1898年出生于华沙。父亲是波兰籍律师，在她5岁时自杀。母亲来自富裕殷实的波兰贵族家庭，丈夫死后不久便另嫁他人。塔玛拉被送往瑞士洛桑，进入富贵阶层子弟云集的寄宿学校。然而天生厌学的她没有安分几天就跟着祖母去意大利旅行，尽管年纪尚小，却已经过上了随心所欲、肆意妄为的日子。
待到16岁时，塔玛拉来到圣彼得堡投奔家财万贯的婶婶，在那里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她发誓“一辈子只过奢华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塔玛拉在宴会上邂逅了一名俊美青年，瞬间坠入情网。他从梦中世界走到现实，来到她身边，在电光石火间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一见钟情的爱情。
身边美女如云的波兰青年塔德乌什·兰陂奇出身贵族，从事律师工作，是一个相当有名的情场浪子。塔玛拉从遇见他的那天起就对他展开了旋风式追求，靠的是她“想要的东西必须到手”的炙热欲望、深入全面的调查分析以及在情感游戏中游刃有余的高超手段。两年后，塔德乌什终于被攻陷。
然而这对俊男美女在圣彼得堡享受奢华生活的日子相当短暂。婚礼次年，也就是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熟悉的一切在刹那间天翻地覆。参与反布尔什维克地下运动的塔德乌什被警察逮捕。塔玛拉为了救出丈夫四处奔走。在位高权重之人的帮助下，塔德乌什终于被释放，一家人经由丹麦逃到巴黎避难。刚开始夫妻俩还能靠典当手中的珠宝过活，可是由于法律规定塔德乌什不能在法国做律师，没有经济来源的两个人很快就一贫如洗。塔玛拉的才华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绽放华彩的。她的绘画才能自小就受到周围人的一致肯定，那么此时“为了生存”发挥一下长处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实际上，塔玛拉一拿起画笔，她作品的价格就像坐上了云霄飞车一般一路高涨，所有人都急切地想要拥有一幅画风新颖独特、由神秘的异国美女亲自创作的肖像画。塔玛拉·德兰陂卡在创作《某个男人的肖像》
身价倍增的塔瑪拉随即化身为上流社会达官贵人的专属画家，而她自己也成了最耀眼的社交界之花。她的客人都是社会上响当当的人物——罗曼诺夫家族的流亡大公、侯爵、男爵、公爵夫人、外交官夫人、作家、政治家……在工作间隙，危险的恋爱游戏是塔玛拉的最爱。她把女儿寄养在别处不闻不问，认为不管自己做了什么，丈夫都会无条件地爱她。塔德乌什在被妻子忽视的日子里爱上了比自己年长的情人，并向塔玛拉提出离婚。这幅《某个男人的肖像》描绘的正是塔德乌什彼时的模样。
结婚超过12年、时年39岁的塔德乌什正处于一个男人的黄金时期，在妻子眼里依然像画中那样散发着令人神魂颠倒的男性魅力。塔玛拉那将人体扭转填满整个画面的独特画风同样在这幅作品中焕发光芒，她精准地捕捉到了塔德乌什身上那份优雅冷峻的性感魅力。质地精良的黑色外套搭配丝质礼帽（左手手持），缠绕在脖子上的白色围巾映衬着男人魄力十足的双眼。也许是因为描绘即将离开自己的丈夫实在太过痛苦，塔玛拉始终没能把画中丈夫应该戴着结婚戒指的左手画完。明知道是自欺欺人，但似乎只要这幅画一天不画完，他和她之间的微弱关系就还能延续下去。
虽说是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女子，但塔玛拉对初恋兼第一任丈夫的感情之深绝对超出旁人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