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像大多数女生的母亲一样，我的母亲很勤快、节俭。1960年我读初中，那时我和弟妹的衣服都是由母亲裁剪、踏缝纫机做的；就连鞋子也由母亲自己做，从纳鞋底、糊浆、剪鞋面，一道道手工程序独立完成。可惜的是衣服的门襟没有一件不朝上翘的；鞋子的式样没有一双不滑稽的。记得有一次我穿着新鞋做课间操，像平时那样做踢腿运动，突然身边爆发一阵哄笑，原来我新鞋的头部既大又圆，鞋身却特别窄小，同学们戏称“脚上的奶油包头”。从此做课间操我再也不敢伸脚踢腿。由于我考入了静安区业余体操队，体育老师知道后特地让我站到台上向全校学生示范领操，我当然想啊，真想；然而我还是拒绝了，我怕脚上的“奶油包头”引来更多人的嘲笑。放学回家我也没有同母亲言及此事，我珍惜她日日夜夜辛勤的劳作，持家的不易。从小我就是一个比较隐忍又懂事的孩子。
还有一件印象较深的事。为了节省布票，母亲将她年轻时穿旧的一件黑色“列宁装”改了下让我穿着去学校。那个年代谁见过女孩子穿这种服装的？我勉强穿了，一进校门，果不其然，我成了拥有一大批“粉丝”的“大明星”，她们前前后后簇拥在我身边麻雀似地叽喳个不停。上课铃响，奔进教室，落座，猛抬头，只见黑板上赫然写着“洋装瘪三”四个字，旁边还画了个梳两条长辫子的头像，当然画的就是我啰，还蛮像。我刚欲冲上去檫掉，数学老师已站在讲台上了，他瞥了下我的“列宁装”，我红着脸赶紧低下头，只听他厉声问：谁写的？画的？上来擦掉！不上来是吗？别等我查出来去家访哦，怎么能如此不尊重自己的同学。话音刚落，便有一位同学涨红着脸向黑板走去。回家后我照例没向母亲提及这事。
有一天我生病在家，班上好几位同学放学后一起来看我，其中有位绰号叫“快嘴巴”的同学将发生在我身上的“脚上奶油包头”、“洋装瘪三”两大传奇捅了出来。这回很奇怪，笑开怀的只有我的弟妹，几位同学都比较严肃，“快嘴巴”刚张大嘴想笑也立马刹住了；反倒是我一边咳嗽喘气，一边哈哈笑了起来，说很形象很形象。我这么一说笑，所有人都跟着乐了，母亲也笑着说自己手笨，小时候不肯学女红，说不应该忽略孩子的感受，让孩子受委屈，和别的母亲相比真的很不称职。
当母亲转身去开饼干箱，准备拿糖果糕点招待同学们时，我注意到她在悄悄抹泪。我很心疼，我想，和母亲的难过相比，那鞋、那服装再难看又算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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