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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七岁起就跟着爷爷在正三巷的“合记牛行”里干些给牛喂饲料、清理栏里牛粪的零碎活。春夏青草旺盛的季节，还会去宝盖山放牛。“合记牛行”的业务是将从安徽和苏北贩运过来的黄牛，通过铁路转运到上海的屠宰厂。为了防止不同来源和不同批次的牛相互混淆，牛群下船上岸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条一条地在屁股上剪毛标号。父亲学得快，字也剪得工整，11岁那年便有了半天替牛行干活，半天去学校读书的机会。父亲多次跟我提起，那几年最喜欢老板让他每天中午放学之后，牵五六条牛送到三山火车站装火车。“揣两个馒头就急着赶路，因为可以心安理得地骑在牛背上读书。”父亲先后赢得两次跳级的机会，最终用四年“半工半读”修完小学六年的全部课程。
父亲打心底敬重那些给他授业解惑的先生，甚至萌生出当老师教书育人的梦想。偶尔闲聊那些陈年旧事，父亲会感叹地说：“你爷爷连自己的姓是‘严’还是‘阎’都搞不清楚，家境贫困的我能有机会念书，是命运对我的莫大眷顾。”
父亲读初中那些年正赶上民族危亡之时，最后连一张毕业证书也无处去领。父亲的遗物中，存有两张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江苏省立第十中学”初中一年级甲组的成绩报告单。签章校长徐锡璜，教务主任吴启监。而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初中二年级甲组的成绩报告单的校名却变成了“江苏省立淮安中学”。校长和教务主任亦另易其人。那张成绩报告书的内页上，还贴有一张“江苏省立镇江中学、春初二年级、证件号码№1438”的方寸标签，似乎有点扑朔迷离。
嗣后，我在《淮中在线》黎晓撰写的博文《那些年，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髦耋老人的母校情、同窗情》的中读到：“抗战胜利后，省立淮安中学于1945年10月在镇江师范附小原址复建，同时接收原日伪所办‘江苏省立第十中学’。”《镇江市志》亦有：“民国二十九年伪江苏省教育厅在镇江东门坡办江苏省立镇江师范学校，同时设初中部，其师范科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初迁往苏州。6班普通科留镇改建为‘江苏省立第十中学’”，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省十中被淮安中学接收（后并入省镇中）”的文字。几张色黄纸脆的成绩报告书，在印证七十五年前三所学校相互关系的同时，似乎在向我们倾诉那一代莘莘学子颠沛流离的沧桑和欲哭无泪的尴尬。父亲直接升入师范学习的梦想，也只能随之搁置。
父亲高中的第一年，就读于当年宝盖路149号的镇江南徐补习班，并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1947年）转入镇江私立新苏中学高中部，1949年7月准予毕业。当年高中的必修科目有：公民、国文、英文、大代数、物理、化学、解析几何、本国历史、外国历史、本国地理、外国地理、应用文，高三年级的成绩报告书还须加盖“苏南公学学生委员会验讫”的封印。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镇江市人民政府文教局聘任为职工业余学校的专任教师。1956年父亲在母亲的再三鼓励下，放下拖家带口的思想包袱，向组织上申请报名参加高等学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不仅获得组织批准，还给予30天的“复习迎考假期”。在我懵懂的记忆里，有两件事情至今刻骨铭心。那些天父亲每天总会带着好多本书，跑到伯先公园的树荫底下去复习功课，早出晚归，中午就啃点烧饼油条充饥；那天的傍晚，他像往常一样在家吃过晚饭，又换上整洁漂亮的衣服，妈妈一边一个牵着我和姐姐的手，从山巷西口沿着宝盖路、京畿岭一路走到西门火车站。父亲拎着的网兜里装着考试用的文具和简单的生活用品。那是我们一家人送父亲去南京赶考。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年的8月11日父亲收到了南京师范学院的新生录取通知书。1956年，高考报考人数35.0万人，高校招生数18.5万人。是新中国让自强不息的父亲圆了心中多年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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