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耳
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是十九世纪俄国杰出作家。他一生四十余年的笔耕生涯中，创作了被誉为“艺术编年史”的六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特写、戏剧、抒情诗、叙事诗、散文诗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并撰写了相当数量的文学评论、回忆录、文学书简，等等，他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俄国文学的宝库，为俄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作品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如今已成了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也是他第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在他整个文学创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猎人笔记》是一部形式独特的特写集。其第一篇特写《霍里和卡利内奇》最初发表于俄国《现代人》杂志1847年第一期。后面的绝大部分篇章也都是陆续发表于同一杂志。直至1852年，作者将先后刊出的二十一篇特写汇编在一起，外加一篇未曾发表的新作《两地主》，以《猎人笔记》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至1880年，作者又加进了后来创作的三篇《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末路》（1872）、《车轱辘响》（1874）、《枯萎了的女人》（1874），共计二十五篇，这便成了作者生前最后的定本。今天我们所据以译出的就是这样的定本。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俄国农村中农奴制的存在已成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因此，农奴制的改革问题便被提上了日程，成了当时社会最关注的迫切问题。
屠格涅夫出身于奥廖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母亲就是一位残暴的农奴主。他自幼目睹地主阶级的凶残专横，早就产生了对农民悲惨处境的深切同情。上大学后，又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定决心要与农奴制度作不倦的斗争。1843年他结识了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在别林斯基的思想影响下，他更坚定了与农奴制作斗争的决心。
《猎人笔记》就是他以反农奴制为中心思想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在这里他以敏锐的观察力提供了自己的新题材，发出了自己的呐喊。所以《猎人笔记》一出版，便引起举世瞩目，其影响所至远远超过了文艺界而扩及于整个社会。不同阶级的人们对它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它的思想内容立刻激起沙皇政府及统治阶级的惊恐和愤怒。当时沙皇政府中那位颇具政治嗅觉的教育大臣很快便嗅出了书中的反农奴制气息，他向尼古拉一世报告说，此书的大部分篇章都“带有侮辱地主的绝对倾向”，说书中的地主“不是被表现得滑稽可笑，就是常常被弄得极不体面而有损于他们名誉的样子”。随后不久，屠格涅夫便受到了沙皇政府的迫害，被遣返故里监管一年。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此书则受到普遍的欢迎。作家有一次在一个小车站上遇到两位不相识的青年农民，当他们得知他就是《猎人笔记》的作者时，便脱帽向他致敬。其中一位还以“俄罗斯大众的名义”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进步的文艺界人士更给予此书以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别林斯基，当此书的第一篇特写《霍里和卡利内奇》刚发表时，便立即给了作者以极大的鼓励。别林斯基写信对作家说：你大概还不清楚自己的作品具有何等的价值，你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创作形式，你走上了出色的道路，你的前程远大。著名作家赫尔岑也称赞此书是一部“反农奴制的控诉书”。
这部作品反农奴制的思想倾向明显地表现在对作为农奴制社会基础的地主阶级的揭露和批判上，表现在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同情上，表现在对农民的才能和精神世界的热情赞美上。
在揭露和批判地主阶级方面，俄国“自然派”文学奠基者、杰出作家果戈理已率先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他在《死魂灵》中已成功地刻画了从玛尼洛夫到普柳什金等系列的典型地主形象。屠格涅夫继承并发展了果戈理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猎人笔记》中以不同于前者的风格，向读者展示了一系列新旧地主的画像。
沙皇政府中那位教育大臣所说的这部作品把地主不是表现得“滑稽可笑”，就是被弄得“极不体面”。从表面粗粗看来，所写的似乎就是如此而已。当你细细地品味书中的内容时，你就可发现，书中所写的地主不仅仅是“滑稽可笑”，他们的行为也远不止是“极不体面”。在农奴制的旧俄国，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地主必然会表现出诸如残暴、狠毒、贪婪以及虚伪、愚蠢、空虚、无耻等卑劣的性格和行为。这些正是作家要揭露和批判的对象。不过，作家在这本书中一般没有直接描写地主们凶残狰狞的面孔，没有直接描写他们残酷迫害农民的张牙舞爪的举动，没有直接描写他们最丑恶的表现。在不得不写的地方，也显得特别的小心，主要是通过间接的暗示和启发，让读者通过联想去认识他们卑劣的行为和品性。这固然是为了使作品易于通过书刊审查，更主要的是这位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持有特殊的审美要求。
地主佩诺奇金是书中刻画得最出色的典型形象。此人受过“良好”教育，颇有“文明”风度。他仪表堂堂，衣着时髦，举止文雅，“为人正派”，“通情达理”。他家里收拾得既干净又舒适，他又饮食讲究，待客热情。但即使这样，客人还是不乐意登门，原因是他家里总是弥漫着可怕的气氛，令人窒息。他对奴仆虽然说话和气，貌似仁慈，但实际上非常冷酷无情，奴仆们偶有伺候不周之处（如侍仆费多尔忘了把他的酒烫热），便会受到严厉惩罚。即便在这种场合，这位老爷仍然显得文质彬彬，既没有表现出怒气冲冲，也没有厉声呵斥，更不用亲自动手打人，他只是坦然地、低声地吩咐旁边的奴仆“去处理一下”就行了。
佩诺奇金还善于利用总管、村长之类爪牙去经管各处的田庄。索夫龙就是他手下一名很得宠的总管，佩诺奇金得意地夸赞这位总管有“治国安邦”之才。索夫龙主管下的什比洛夫村就是老爷的田庄的样板。当老爷光临该村时，村长（总管的儿子）早就在村口迎候。老爷的车子进入村子时，几个坐着大车、一面唱着歌从打谷场上归来的庄稼人一见到老爷前来，马上就闭口不唱了，都摘下了帽子，低下了头。老爷的到来立刻使全村“震惊”了。不仅吓得娃娃哭着朝家里跑，连鸡也吓得直往大门底下钻。要说索夫龙的“管理”才能，确实有两下子：在他的治下，庄稼人都乖乖地按期向东家缴佃租。凡缴不起租的，索夫龙可给代缴，但这庄稼人就得给索夫龙当牛做马，凡欠了一些租的，就得给索夫龙当长工。凡是顶撞过索夫龙的（如安季普），就会被他折腾得家破人亡：几个儿子全被送去当兵，最后连母牛也被牵走，婆娘还挨一顿毒打。若还敢向东家告状（安季普真的告了状），就得彻底完蛋。所以在庄稼人眼里，索夫龙不是人，而是“一条恶狗”。作家无疑是想通过这些情节向社会启示：一个“文明”“有教养的”地主的统治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地主的统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