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时候，有一回我从很远的野外打猎归来，途中着了凉，病了。我发起烧来，幸好这时候已到了县城，在一家客店住下了。我打发人去请医生。半小时后来了一位县城的大夫。此人个头不大，瘦巴巴的，头发乌黑。他给我开了普通的退烧药，要我贴上芥末膏，挺麻利地把一张五卢布钞票塞进他那翻袖口里，而同时干咳了一声，瞧了瞧旁边，本来想要立即打道回府，不知怎的，跟我聊了起来，于是留了下来。我受着高烧的折磨；我料想夜里会睡不着，巴不得有个人同我侃侃大山。茶端上来了。我的医生便打开了话匣子。他这个人不笨，口齿伶俐，说话颇有风趣。世上有些事好奇怪：你同有的人相处很久，关系也挺融洽，可是你从来不向他披肝沥胆，倾吐心曲；而跟有的人刚刚结识，便视为知己，彼此把心里的全部隐私像忏悔似的掏给对方。我不清楚我是凭什么博得了我这位新朋友的信任，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便把一件相当动人的事，如常言说的，“拿来”说给我听了。现在我就把他讲的事说给我知音的读者听听。我尽量用那位大夫的原话叙述。
“您知不知道，”他开始说了，嗓音显得乏力而发颤（这是因为抽了纯别列佐夫烟草的缘故），“您知不知道本地的法官帕韦尔·卢基奇·梅洛夫？……不知道吧……那没关系。（他咳几下清清嗓子，擦擦眼睛。）您看，怎么说好呢，就照实对您说吧，事情是发生在大斋期里，那正是冰雪消融的时节。我坐在他——我们的法官——家里，在玩普列费兰斯纸牌。我们这位法官是个好人，对玩这种牌很着迷。突然（我的大夫常常用‘突然’这个词）有人对我说：‘有人找您。’我说：‘有什么事？’那人说：‘他带来一张条子，也许是病家写的。’我说：‘把条子拿来。’果然是一个病家写的……那是好事——您明白，这就是我们的饭碗嘛……是这么一回事：那条子是一位守寡的女地主写给我的；她说：‘我女儿病危，看上帝的面上，劳您驾来一趟，我派马车接您。’嗯，这倒没有什么……可是她家离城有二十俄里地，当时已是深更半夜，而且道路又是那么糟！再说啦，她那家又穷，很难指望出两个银卢布以上的诊费，就连这点钱还未必有，没准只给些粗麻布或者旁的一点儿什么。可是您明白，职责重于一切嘛，人家快要丧命了。我突然把纸牌交给那位每场必到的牌友卡利奥宾，就赶回家去。一瞧，一辆小马车已停在台阶前；那几匹马是农家的马——是些大肚子马，肚子特别大，身上的毛简直像毡子一样，那车夫为了表示崇敬，脱了帽坐在那里。我心想，一看就知道，老兄，你的主人不是家财万贯的主呀……您笑了，对您直说吧，我们这些穷哥们，凡是都要掂量掂量……要是车夫像个公爵似的坐着，不脱帽子，还从胡子底下冒出几声冷笑，一边摇晃着鞭子——我敢说准能拿到双倍的诊金！而这一回，我知道不会有那样的运气。不过，我心想，没法子，还是救人要紧嘛。我带上一些最必需的药品，就动身了。您信吗，我费了老劲才勉强到达的。道路糟透了：又是小河，又是雪，又是烂泥，又是水坑，突然有一处堤坝还决了口——多糟糕呀！可我还是到了。病家的房子很小，房顶是麦秸铺的。窗子里亮着灯，想必是在等我。一个恭恭敬敬的老太太戴着便帽出来迎接我。她说：‘救救命吧，她快不行了。’我说：‘请别着急……病人在哪儿呢？’‘请到这边来。’我一看，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小房间，角落里亮着一盏神灯，床上躺着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子，处于昏迷状态。她体温很高，呼吸困难——患的是热病。房间里还另有两位女子，是她的姐妹，她们甚是惊恐，眼泪汪汪的。她们说：‘昨天她还好好的，吃东西也有胃口；今天一早便说头痛，到晚上就这样了。’我再次说：‘请别着急。’您知道，这是医生必须说的话，接着我便开始给病人诊治。我给她放了血，吩咐给她抹上芥末膏，开了药。这时候我瞧了瞧她，瞧着瞧着——我的天，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标致的脸蛋……简直可说是个绝色美妞！我的怜惜之情便油然而生。那容貌真招人喜欢，那双眼睛……过了一会儿，感谢上帝，她安静些了；她发了汗，似乎清醒过来了，向周围瞧了瞧，微微一笑，用手摸摸脸……两位姐妹向她俯身问道：‘你怎么样啦？’‘没什么。’她说，身子转了过去……我一瞧，她睡着了。于是我说，现在该让病人安静一会儿。我们便蹑手蹑脚地走出去，留下一个丫头在那里随时侍候。客厅的桌子上已摆好了茶炊，旁边还放着牙买加酒：干我们这一行是少不了它的。给我上了茶，并请我留下过夜……我同意了，这时候还能去哪儿呀！老太太叹气不已。我说：‘您何必这样呢？她会好的。请别担心，您自己去好好休息一下，已经一点多钟了。’‘要是有事，请您叫人喊醒我好吗？’‘好的，好的。’老太太出去了，两位姐妹也回到自己房里去；已经给我在客厅里铺好了床。我躺下来，可就是睡不着——多么奇怪呀！我心里老是翻腾着。我总是想着我的病人。我终于忍耐不住，突然起来了；心里想，去看看病人怎么样了？她的卧室就在客厅隔壁。于是我下了床，轻轻地推开门，而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一瞧，那个丫头已经睡着了，张着嘴，还打着鼾，这个狡猾丫头！病人脸朝外躺着，两手伸开，可怜的姑娘！我走近她……她突然睁开眼睛凝视着我……‘谁呀？谁呀？’我有些发窘。我说：‘别害怕，小姐，我是医生，来看看您怎么样了。’‘您是医生？’‘是医生……是令堂派人到城里请我来的；我已经给您放过血，小姐；现在您好好睡吧，过上三两天，上帝保佑，我们会让您康复的。’‘唉，好呀，好呀，医生。别让我死去呀……求求您，求求您啦。’‘您这是怎么啦，上帝会保佑您的！’我心想，她又发烧了。我给她号了下脉，的确，又在发烧。她瞧了我一会儿，突然抓过我的手。‘我要告诉您，我为什么不愿意死，我要告诉您，我要告诉您……现在只有咱们两个人；可是请您别告诉任何人……请听我说……’我弯下身子；她的嘴唇凑到我的耳边，她的头发触到我的脸——说真的，我脑袋都晕了——她喃喃地说了起来……我什么也听不明白……唉，她是在说胡话呢……她低声地说呀，说呀，话说得很快，似乎说的不是俄国话，她说完了，身子颤了一下，把头倒在枕头上，用手指威吓我说：‘当心，医生，不能对任何人说……’我好歹让她安静下来，给她喝了水，叫醒那个丫头，就出来了。”
说到这儿，大夫又使劲地嗅了嗅鼻烟，发了一会儿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