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的四合院座落在博山区山头镇古窑村的一条东西胡同里,住着他们兄弟三人。大门是用青砖和古窑烧制的窑墼砌成,进门迎面屋山墙上一个大大的红色福字,四个角上各画一只蝙蝠,是“五福临门”的美好寓意。院墙是早年馒头窑烧“窑货”用的笼盆和垒子匣钵垛成的。一进院子就能看见大姥爷种的一排排花花草草,不过哪管是什么花和草的熊孩子,看着好看揪了便是。大姥姥长得富态,笑盈盈地出来喂鸡的样子很是慈祥,哪怕我曾经因为在院子里学练骑车,差点撞翻她的鸡笼,也没见她恼过。还没进屋我就能猜到,我的姥爷准是在屋里看京剧,因为每次只要打开电视,必定是中央十一,一句话唱好久还要转好几个弯,哪有动画片能吸引孩子的注意,没听几句就吆喝着要换台,姥爷也只是笑笑。姥爷只上过两年夜校扫盲班,却写得一手漂亮工整的字。别人都叫我名字,单单姥爷要叫我“俊儿”。他说叫俊儿长得俊,但我总觉得是因为长得俊才叫“俊儿”。姥爷很少添置新衣服,印象中姥爷的装束总是冬天中山服夏天白色半袖衫,衣领都磨破了,每次却都清清爽爽,熨熨帖帖,再戴上一副老花镜,颇像个老学究。而姥姥却是个闲不住的人,浑身透着一股利索劲儿。一大早爬山拾柴,一会儿就背回一大捆;或是出门买菜,一买就拖回一小车。我们要吃葱油饼,和面、上烙,眨眼工夫就能把喷香的油饼端到眼前。只要我们去了,姥姥就停不下来地从小屋往外拿东西,一趟拿点桔子苹果,一趟端来饼干点心,一个劲儿地嘱咐着:你们吃啊,多吃点!小时候总觉得那口神秘的小屋里有拿不完的好吃的。 要说四合院里最热闹的时候,那准是大年初二。我从小最期待的就是这一天。一大早起床吃饭,妈妈总说我吃得太少,我摇头道,我还要留着肚子去姥姥家吃大餐呢! 赶到姥姥家,小辈们都聚齐了,便一大帮呼呼隆隆地去拜年。即使住在一个院子里,也要挨个到大姥爷和三姥爷屋里拜年,说上一句过年好。三家的孩子们在各个屋里串来串去好不热闹。走完一遍,各回各屋,开年大戏才要登场——吃团圆饭。一桌男席,一桌女席,分别就坐。姥爷讲究,光是凉菜就得六个,切菜要用花刀,核桃仁要用热水泡开剥净,冻粉泡得软硬适中,肉也要提前煸好。每个菜都有配色,一个菜里就有四五种食材,熬麻油、调蒜蓉、切姜末。如不是亲眼所见,怎么也想不出凉菜也能如此精致,还没开饭就能让人忍不住偷尝几口。家常小炒不必说,鱼虾海货缺不了,更不用说耗时颇多的春卷、硬炸肉、藕盒、豆腐箱。舅舅总会为了迎合孩子们的口味添个炸鸡柳、骨肉相连或南瓜球,还有最期待的甜饭。直到吃过饺子,这团圆饭才算吃完。 临走时,姥姥会把所有好吃的分成几份,一家拎一份。走之前得先跟姥爷道别,他总是简单答应一句便回屋坐着,而我总能从屋外透过窗户看到他追随的目光。姥姥却总把我们一家一家的送到大门口,门口的胡同那么短,姥姥的牵挂却很长。她总会叨念着跟着我们走好久,直到拐弯看不见了才回去。 曾经我以为,在四合院里的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只是我们都渐渐长大,或工作,或成家,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自打三姥爷去世后,三姥姥一家就搬走了,没过多久,大姥爷一家也搬去了楼房。 四合院真的成了姥爷的四合院。姥姥在院里开出了一块地,没事种点时令蔬菜,姥爷没事就拎着板凳去街头晒太阳,还养了只小狗。老年人的浪漫也能甜出蜜来。可姥姥姥爷还是一天天老去,烧不了地炉,做不动饭菜,身体也大不如前了。一天,跟妈妈打电话,听她说,姥爷用了自己大半辈子的积蓄买了套房子,也要搬走了。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却没想过这一天会来得那么快。搬家那天,我没机会去,可我知道,姥姥姥爷有太多带不走的东西。带不走我充满好奇的神秘小屋,带不走那一方菜地,带不走看家的小狗,更带不走他们一辈子的记忆。四合院里,有姥姥晒过的萝卜干,有舅舅停过的摩托车,有哥哥放鞭炮炸落的炮仗皮,有我跟妹妹跳房子画过的方格子,也有弟弟推着小三轮满院子跑碾过的车辙……可时间的车轮啊,从不曾回头,只向前奔去。搬去新家,方便又舒服。可姥爷再也不能拎着板凳去街头找他的老伙计,姥姥也不能拉着小车跟我们炫耀自己买的菜新鲜又便宜。在新家里过的第一个年,团圆饭依然没变。一进门,熟悉的凉菜早已上桌;再推开一个卧室门,还有一屋子等待下锅的食材。妈妈说,没到年三十,姥爷就指挥舅舅去置办齐了。弟弟放假,哥哥带着嫂子从北京赶回来,我抱着刚满半岁的孩子。终归,我们还是团聚了。 四合院的日子不再有了。我想念姥爷的四合院,一个院子,把一家人合在一起。可有姥爷姥姥在的地方;就是家,有家人在的地方,就是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