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在江南乡下，走过河边埠头，见一个年轻女子在刷洗几幅木屏。走近一看，便看出这几幅屏就是床栏上的围屏，镂空的花格子做底，镶有人物、器皿、山水、花卉的浮雕。漆色已旧，褪成淡红色，想来原先当是油红油亮的。不知传了多少代，才传到这女子手里。她洗刷得仔细又泼辣，将几扇屏横躺进浅水里浸着，用牙刷剔缝和镂空里的垢，然后，用板刷顺木纹哗哗地刷洗。正面洗了再洗反面，这几面屏被洗得近乎透亮。于是，那床的晦昧气息，也一扫而尽，变得明亮起来。
与自己无关的物件，我是不大留心细节的。但有些物件经过使用，沾了人气，便有了魂灵，活了。中学时，曾去过一个同学家，这家中只一母一女，相依度日。沿了木扶梯上楼，忽就进去了，只一间房，极小，却干净整齐地安置了一堂红木家具。那堂红木家具一点不显得奢华，甚至也不是殷实，而是有了依靠。寡净里，有了些热乎气。
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什物，其实常常不以为是什物，而好像是贴身的一部分，有些水乳交融的意思。这样的用物总共有三件，一件是一张小圆桌。桌面并不很小，但比较矮，配有四把小椅子，是一种偏黄的褐色。桌沿刻一道浅槽，包圆的边。桌面底下，进去些，有一圈立边，边底一圈棱，容易藏灰，需时常揩拭。再底下，是四条桌腿，每条桌腿上方有一个扁圆形球。年幼时，还上不了桌，我就在这张桌上吃饭。后来大了些，家中来了客人，大人上桌，小孩子另开一桌，就在这桌上。夏日里，晚饭开在小院里，用的也是这张桌子。它，以及椅子的高度，正适合小孩子。而且，它相当结实，很经得住小孩子摧残，虽然并不是什么好木料。几十年来，无甚大碍，只是漆色褪了，还有，桌腿上方的扁圆球，半瓣半瓣地碎下来。那四把小椅子，到底用得狠，先后散了架，没了。那桌子，却跟了我分门立户后的十来年，才送给一个朋友，至今还在用。它是我童年的伙伴，许多游戏是在上面做的：涂画，剪贴，搭积木，过娃娃家。有一日下午，家中来了一个客人，和我妈妈说话，我就坐在这张桌子旁一边玩，一边大声唱歌。后来玩累了，也唱累了，想离开，不知怎么，却站不起身，我就只得继续玩和唱歌，几乎唱哑了嗓子。等到客人告辞，才被妈妈从椅子上解放出来。原来椅背套进了我的大棉袄和毛衣之间，将我夹住了。因为处境尴尬，所以记忆格外清楚。记得客人是一个亲戚，上门大约是带些求告的意思，妈妈则是拒辞的态度。但求与拒全是在暗中，就听他们互叹苦经。妈妈指着我说，她比大的会吃。那亲戚则说，某某比她会吃。某某是他家的小孩子，比我小得多。那是在一九六〇年的饥馑日子里。
第二件是一个五斗橱。大概记得是分为两半，左半是抽屉，右半是一扇橱门。打开后，上方有一格小抽屉，上着锁，里面放钱、票证、户口簿。每当妈妈开这个抽屉的时候，我都求得允许，然后兴冲冲地搬来前边说过的小椅子，踩上去，观赏抽屉里的东西。这具五斗橱于我而言最亲密的接触，是橱上立着的一面镜子。白日里，父母上班，姐姐上学，保姆在厨房洗衣烧饭，房间里只剩我自己，我就拖过椅子，踩上去。只见前边镜子里面，伸出一张额发很厚的脸。这张脸总使我感到陌生，不满意，想到它竟是自己的脸，便感失望。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我都对自己的形象不满意，这使我变得抑郁。多年以后，在亲戚家，又看见这具橱柜，我惊异极了，它那么矮小，何至于要踩上椅子才可够到？我甚至需要弯下身子，才能够从镜子里照见自己的脸。脸是模煳不清的，镜面已布上一层云翳。
第三件是由一张白木桌子和一具樟木箱组合而成的。如我父母这样，一九四九年以后南下进城的新市民，全是两手空空，没有一点家底。家中所用什物，多是向公家租借来的白木家具，上面钉着铁牌，注明单位名称，家具序号。这样的桌子，我们家有两张，一张留在厨房用，一张就放在进门的地方，上面放热水瓶、冷水壶、茶杯、饭锅等杂物。桌肚里放一具樟木箱，这是来到上海后添置的东西，似乎也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开始安居上海。它放的不是地方，但可供我们小孩子自如地爬上桌子，舀水喝，擅自拿取篮里的粽子什么的。有一晚，我和姐姐去儿童剧院看话剧《白雪公主》，天热口渴，回到家中，忙不迭地爬上樟木箱，从冷水缸里舀水喝。冷水缸里的水是用烧饭锅烧的，所以水里有一股米饭味儿，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这个爬，使我们与这些器物有了痛痒相关的肌肤之亲。这些器物的表面都那么光滑、油亮，全是被我们的手、脚、膝头磨出来的。
我们家有一具红木装饰柜，两头沉，左右各一个空柜，一格小抽屉，中间是一具玻璃橱，底下两格大抽屉。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母亲从出售抄家物资的商场里买来的。那时候，抄家物资堆积成山，囤放或收藏皆成困难，于是，削价出售。价格低到如上海人俗话所说：三钿不值两钿。母亲只花了四十块钱，便买得了。这笔钱对于我们当时的家庭财政，还有，这具玻璃橱对于我们极其逼仄的住房，都显得奢侈了。后来，有过几次，父亲提出不要它，母亲都不同意。记得有一次，她说了一句，意思是，这是我们家仅有的一点情趣。于是，在我们大小两间拥挤着床、橱柜、桌椅，还有老少三代人中间，便跻身而存着这么一个“情趣”。在这具橱柜里，陈列着母亲从国外带来的一些漂亮的小东西：北欧的铁皮壶、木头人，日本的细瓷油灯、绢制的艺伎，从美国芝加哥的高塔上买来的玻璃风铃，一口包金座钟，斯拉夫民族英雄像。橱顶上是一具苏俄写实风格的普希金全身坐式铜像。这具装饰橱与我幼年时在那家资产者客厅里见过的完全不同，它毫无奢靡之气，而是简朴和天真的无产阶级风格，但包含着开放的生活。我的妈妈，就是那个在炮火连天的战争时期，也要给战士的枪筒里插上几株野花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天天要为衣食发愁的日子里，她会用一包从抽屉角落里搜出的硬币，带我们去吃冰激凌。她总是有着一点奢心，在任何生存压力之下，都保持不灭。到了晚年，我们孩子陆续离家，分门立户，家里的空间大了，经济也宽裕了，而她却多病，无心亦无力于情趣的消遣。这具橱内，玻璃与什物都蒙上了灰尘，这真是令人痛楚。它原先那种，挟裹在热蓬蓬的烟火气中的活泼面貌，从此沉寂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