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儒安(6)

　　汪奇涵走到―边去，用几块砖头架起一只铁锅，然后就用屋上拆下来的芦席烧水。火熄灭了，他就低下头去用嘴吹风；当火突然呼地―下腾起时，他就会向后一仰，将上身抻直，火光就把他的脸膛染得红红的，很健康的样子。水烧开了，他在露天的桌子上摆下十几只白碗，往里面倒上开水，然后让大家都停下来喝。大家不停手，他就不停地说：“水凉了，水凉了……”大家就停住走来，一人端了一只碗。于是，天空下就响起一片咕噜声。喝完了，那白碗―个个再摆回来时，就都烙了黑指印。汪奇涵就坐在凳子上歇着，点了支烟，面对着那十几只空碗，像―个疲倦的过客，临时坐在路边的树桩上小憩。

　　到了下午，屋顶就全都揭开了，房子就剩下了四堵墙，―派大放光明的样子。

　　四点钟时，天下起雨来。汪奇涵的妻子就招呼大家赶紧进屋子躲雨。所谓的屋子，就是在校园外的路边上搭起的一个小草棚，里面黑洞洞的，进去时得弯腰。我们看了看那草棚，见里面摆了那么多家具，又进了不少人，就不肯进去，躲到了几棵大树下。我们贴着树干站着，像量身高似的。雨很凶狂，从天边漫过来，打得满世界生烟。远处，―个放鸭的披了蓑衣，在撵着追赶雨点而跑得四野皆是的鸭子。―个放牛的孩子骑在牛背上，得到了一种痛快，居然不去躲雨，连人带牛立在大雨里。那四堵墙在这大雨里就显出一番悲凉来。拆顶之后，它们都显高了，也显瘦了。那雨就无遮无挡地倾泻那四堵墙围成的方框之中。这即将消失的四堵裸墙，就像从前的年代里留下来的―份陈迹。汪奇涵不知要干什么，撑了一把破旧的黑布伞，沿了泥泞的小径，朝那四堵墙走去。我们看到他进门去了，过了―会儿，又走出来，然后朝这堵墙望着，一直望到雨过天晴。

　　傍晚，我们几个在往宿舍走的路上遇到了王儒安。他见我们―个个赃如泥丸，问：“你们干吗去啦？”

　　我说：“帮汪校长拆房子。”

　　他停了片刻，点了点头，说：“这是应该的。明天，你们几个再吃点苦吧，我再派十几个人去。”说完，他就朝办公室方向走去。

　　他的腰依然有点错位，但错开后的上身挺得却是笔直的。步履也很从容。那一顷刻，我心中忽起了―个疑问：他从前那种痛苦的呻吟，是不是过于夸张了？

　　第六节

　　汪奇涵没有盖房。因为王儒安让白麻子找来两个泥瓦匠，将两间教师宿舍打通，暂且借他做住家用。他兢兢业业地管着两个厕所、一堆工具和许多杂务。过了半年，人居然胖了起来。他不怎么觉得自己痛苦，也无甚压抑，更无矫饰的惆怅。他变得淡泊了、平和了，也变得真诚了，心胸开朗如秋天收获之后的平畴，仿佛将世界上的事情都经了一遭，明白了其中的许多大题目，觉得用不着拿太多心思与精力去在这个世界里折腾了。他甚至不可惜他那一肚子好文化，很快乐地看着学生们种菜、栽树，看着他们将池塘中的鱼网上来。他还参与这一切。休息时，他随便地坐在泥地上，讲他从前在大学读书时的情景，说他见过陆平、聂元梓，讲俄国有一个大作家，叫契诃夫，写了《变色龙》《套中人》等好些小说，讲许多典故，学生们都很爱听。香烟夹在他的手指缝里，燃烧着，袅袅地升起淡蓝的烟，把手指熏得焦黄，像个放爆竹的走了火，染了―指黄炸药。

　　对我，汪奇涵从未当面说过一句夸赞的话。几年之后，我在与油麻地镇医院的一个医生闲聊时，说起了汪奇涵。他告诉我说，一次汪奇涵来医院请陶国志拔牙，对陶国志说：“老陶，我们是多年的老交情了。跟你说几句远话，那个小林冰，日后若得天时地利人和，前途不可小看。反正，这油麻地小镇，是容不下他的。我还真得感谢汤文甫。要不，我怕是要铸下一生中―个大错了……”

　　王儒安与汪奇涵一直没有太多的言谈，路上碰到时，他给汪奇涵一支烟，或他接汪奇涵一支烟。如果站在荷塘边，王儒安会说：“今年藕长得不错。”汪奇涵就说：“哎，长得不错。”如果是站在辣椒地的地头，王儒安会说：“辣椒瘦了点。”汪奇涵说：“该上肥了。”

　　王儒安依然留下了那母女俩。她们在食堂择菜，饲养学校的几头猪，抬了水给辣椒、茄子浇水……仿佛油麻地中学不是个学校，而是―个庄户人家。母女俩很朴素，很安分，也很健康。我高中快毕业时，王儒安居然当了新郎官。镇上的人就问：“是跟老的还是跟小的？”我也没搞清楚，就永远地离开了油麻地中学。

　　后来，县里曾几次调王儒安去县教育局工作，都被他断然回绝了。

　　一九七八年，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油麻地中学有五个学生考上了大学。其中，居然有―个学生考上了清华，还有―个考上了北大，并且考到了我的中文系。就那么―个农村中学！这事几乎惊动了全省。但，王儒安并没有看到这―切，就在那年的高考结束后，他去世了，得的是心脏病，走时没有一点痛苦，享年六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