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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母亲需要我照顾的时候，需要我服侍的时候，我却掉以轻心。母亲省吃俭用培养我学成后，我却常和母亲辩驳生活中的是是非非。那年，我因获县“拔尖人才”称号，春节时徐部长率组来家慰问。徐部长问母亲：“阿姆，阿巧对你好不？”母亲答：“不好。”“怎么不好呢？”徐部长又问。“讲话冲冲地。”母亲答。母亲的回答使我非常地惊讶。我不是惊讶于母亲的坦率。我知道母亲总是那么地直率与坦诚。我惊讶于我对母亲造成的伤害。在家的时候，我总是自以为是，我常指责母亲这也不是那也不对，而且说话的口气很重。我的内心并无发泄怨恨与不满反而认为是对亲人的劝说，是对亲人的爱护，这使我从不觉得内疚。此后每想起这场景，我总觉汗颜。 我知道母亲总是那么地直率与坦诚，有时甚至直率与坦诚得让我尴尬。有一天，一个亲戚送来一塑料桶的烫菜，母亲对他说，你这菜太老了，又硬，我和阿巧几个人吃不了，你拿回去，给猪吃吧。亲戚有点下不了台的样子。我忙打圆场说，这菜好的哪，给我吃吧。母亲马上说，阿巧是怕你不好看，才这样说的，我们真的是吃不了的。我无言以对，亲戚提着塑料桶走了。我高声地对母亲说，人家送菜给你，你怎么这样说话！母亲说，我说的是真话啊，这菜你吃的了？那场景至今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子，我常常反思我这个读书人的虚伪与客套，常常感慨母亲的朴实与诚真。 第二个春节慰问是县委副书记带队来我家。我住的是父母的老房子，肮脏的泥地，黑乎乎的板壁，乌洞洞的房间，几张小竹椅。一个认识我的同志说，你还住这样的房子？这句寻常的关心话清晰地铭刻在我记忆中。母亲一辈子就住在这老屋，她一辈子没过上用抽水马桶的日子。 生活的压力仍然让母亲承受着，母亲每天到菜场去，如果有中意的菜买回，便高兴，不然就有点闷闷地。而母亲自己却只是夹些粗菜，荤菜就说不爱吃。我从没想过要买什么滋补品给母亲，从来只有母亲给我烧爱吃的东西。父亲去后母亲每月有几个生活补助金，母亲作为老党员也有几块生活补助。 母亲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但母亲看起来并不显老，头发只是略见花白，牙齿还咬得槐豆。一天，与母亲聊天，我说妈你的头发还很黑，母亲说，也夹花牛了。 我秉承了母亲的性格与相貌，也许这更多的是遗传母亲基因的缘故，但我更相信是我长期与母亲生活潜移默化。父亲长期流放于林场，一月难得回家一宿。父亲给我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我对父亲更多的是敬畏；然而母亲，我总是听命于她的谆谆教导，总是依着母亲的葫芦画瓣。 年少的我多次接过母亲递交的几尾咸带鱼孤身行走于崎岖的山路去我舅舅家，衣兜里有母亲给的一把花生或槐豆。我于舅舅家的山野领略到自然和田园的乐趣，体味到农民的客情与热心。 母亲总是宽厚地对待我们，在我的记忆中从没有打骂的印象。在那个年代，母亲的教育方法（如果说有方法的话）就是无为而治。我是在无拘束的环境中长大的。那年代读书也没有升学的压力，母亲任我与小伙伴们在溪滩玩危险的互打石块的游戏，在爆雨后猛涨的江溪中游泳，在深秋的夜晚打着火把照蟹、照泥鳅…… 父亲故去后的二年，我出于母亲少了对父亲的照顾而对母亲说，妈，这二年的日子总好些吧？母亲说，有什么好呢？我无言以对。母亲说，她全身都是病：高血压、血脂，关节炎，骨质增生。我说，妈，这些不是大病。以我的理解，母亲的高血压之类并不能致命。母亲说，阿巧，我可怎么办呢？我说，去看医生啊！我看着母亲一脸无助的神情，反而觉得母亲有点杞人忧天。 母亲得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 我曾幻想着自己能有什么作为以激发母亲对生活的乐趣，然而我聊以自慰的几篇小文章对母亲，没有丝毫的用处。 在生活的艰辛与生命的磨难的双重打击下，母亲倒下了。1996年，父亲故去的第二年，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 母亲临终时紧锁的眉头显示了她告别人世的苦痛。也许，那是一种解脱时的痛苦。 我读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理解了母亲生命的不能承受之“轻”。当父亲离去时，代表母亲曾经革命、劳动、工作、生活，代表母亲幸福与痛苦的一切，都失去了。拥有的时候未必意识到它的可贵。一旦失去了，就会崩溃，就会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自己承受力的瓦解，即使一片羽毛的重量也会是一种不堪的负荷。这就是所谓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母亲，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母亲，清明节就要到了，我又想起了母亲，15年来的每个清明节。我们没有家祭的习惯。我也没有经济能力建一座桥、修一条路、造一个庙作为对母亲的纪念。我只能依照中国文化人的传统，写一篇小文，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