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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路过挂着蓝幌的牛肉面馆，会有些犹疑，要不要进去吃一碗面呢？于是身体叽叽咕咕地蠢动着，产生着某种化学反应，让我不断地想起一个早已离我远去的地方——兰州。
应该说，兰州是我人生开始的地方。 1988年，我去那里的西北民族学院读书，当年那里在办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班，我从乌热尔图那里得到消息，千方百计地争取去了。9月初，我和一个表妹搭伴，一路上也没买到卧铺，千辛万苦地坐硬座到了呼和浩特。表妹留在呼市读书，我则一个人继续西行，黄河时左时右总是出现在车窗外面，天地是越来越阔大而荒凉，终于在一个深夜到了兰州。我害怕自己在这样的异地他乡会遭遇不测，在火车上跟两个也是去上学的呼市女孩搭讪，那两个女孩子很友好，一说即同意我和她们搭伴去找旅馆。 一夜无话。第二天，跟旅馆老板问了路，我提着行李箱去找我的学校。那时候自然是不舍得打车的，就坐公交，居然也找到了。可是学校建在山上，需要不停地上坡，顺着一条小巷，我越走越觉得我的行李箱沉得提不动，总算到了门口，却还不是终点，还得继续爬山，爬了很久才找到了新生报到地，可是一问还没有我们这个班的接待员。我在无数个台阶之间上上下下，一直找到了中文系的办公楼才算遇到了自己人——早来的同学以及班主任。这样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来了。 但是，我还是遇到了我的第一个难题，饮食不习惯！其实我也是吃牛羊肉长大的，不会觉得膻。可是在学校的食堂，我第一次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膻，那种味道扑面而来，令人窒息，我一点胃口都没有。原来爱吃牛肉面的同学高兴得不得了，说学校居然有牛肉面且味道十分正宗！二十岁之前我没吃过牛肉面，从电视里知道有一种拉面，师傅像变戏法似的把手里的一团面拉来拉去就成了极细的面条。原来就是这儿的！我也试着要了一碗，可是却辣得我没有能分清什么滋味。我整天买面包、饼干吃，吃得更没有胃口了，学校里卖的方便面也是牛肉味的。我饿得直心慌，不得已，我只好去吃食堂，因为饿，我勉强能吃得下去了，后来倒慢慢习惯了。 都说兰州的瓜果好，我也买点尝尝，果然甜得不讲道理，吃了一串马***葡萄，嗓子被甜得发炎了。 我读书的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了，人们踌躇满志，都是一副要大展宏图的不平凡的样子，很骚动。我一直记得学校里一个藏族学生，他的名字很怪，叫作亚历山大·多尔巴，总是像一头雄鹿一样在校园里巡视，跟他看不顺眼的男生打架，建立自己的影响范围。我们班上也有两个男生，一个藏族人固扎多杰，一个锡伯人安弘毅，也是为了争取建立自己的权威影响，两个人有一天很男人地关起门来打了一架。说起来两个人也都是快三十岁的人了，居然也这么青春期。 固扎多杰长得很威猛，记得有一次他只用手掌就在桌子上为我拍碎了核桃，让我吃惊了很久。班上各色人等都各有特点，记得一个年纪很大的男生每天长跑，那么冷的天他只穿条短裤，班上只有他生活非常讲究，经常提醒我们宿舍的懒鬼们把脏水倒掉，“不然会交叉感染，”他说。他走之后我们一通大笑。也是他把我的民族说成是达尔罕族，于是幽默的同学立刻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达尔罕”公主。最近才与我建立了联系的张振民，想起他当年的饭量至今还让我咋舌，他一顿吃八个馒头。有一个写诗的湖北女孩王惠更是在学校里办了个咖啡馆，每天晚上在学校的一个食堂里卖速溶咖啡、瓜子之类，然后放音乐让大家跳舞。很是热闹了一阵，就是环境总有一股厨房的味道。 学校的课程是普通大学的一般课程，而且比较老派，我们一些自命不凡的人觉得我们都是作家了，怎么能听这样的课呢？于是有好事者组织罢课，强烈要求换课，像我这样的无知青少年也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瞎起哄，不去上课了。有一天早晨，我们宿舍的几个女生集体睡觉，不去上课。班主任魏老师冲了进来，拍着我们的床，非常强硬地要求我们必须去上课，我们脸都没洗就乖乖地去了课堂，革命宣告失败。 但是也并非没有一点收获，学校把原准备下学期才给我们开的西方文艺美学提前开给我们，主讲人是徐亮老师。 徐亮老师是上海人，穿着灰色的中式便服，面目清秀，显得十分儒雅。他没有给我们讲西方文艺美学，而是讲怎么解读一篇小说。为此他专门给我们制作了一本特殊的教材，完全是油印的，里面的字迹有的还看不清。他选了十几篇堪称经典的短篇小说。有海明威的《杀人者》《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以及福克纳的《献给艾米莉的玫瑰花》等等，从这本教材的选题以及制作上可以看出徐老师的认真！他的课使我获益终生，听他讲课之前我看书是随性的，不大懂得那么多道理，更不会从技巧的层面去解读一部作品。比如一部作品里面的时间、视点、结构，什么是心理时间等等。徐老师身上有着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学养丰富而谦逊，令人尊敬。除了解读作品，课堂上他会组织一些讨论，讨论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我把自己的习作给他看，现在想来我那篇习作该有多么的幼稚啊，徐老师很认真地读过很认真地对我说：“写得非常之好，你已经上路了。”给了我几多自信。 即便我后来离开了西北民院，但我还是一直对徐老师满怀着感念之情。在南大的时候，我们通过几封信，遇到不太懂的问题我还是想去问他，比如什么是新小说之类，南大的美学课程讲得大而空泛，不像徐老师讲得那么具体，容易让人茅塞顿开。我一直带着他那本特制的教材，里面有我听课时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从兰州到南京，又从南京带到莫旗，从莫旗又带到通辽……在莫旗的时候，我偶然翻到一本《飞天》杂志，里面有徐老师的评论，看他解析沈从文的《丈夫》，又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很认真地把他的这篇文章抄写在自己的本子里。市面上的各类杂志上比较不容易看到他的文章，我总是在想，像徐老师这样优秀的人为什么不多写一点什么呢？看起来人世间不肯追名逐利的人大有人在啊！所谓到处都有可能藏龙卧虎，只有浅薄的人常在人前咋咋呼呼的。 除了徐老师，另一位老师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唐祈，据说是九叶派著名诗人，中国十四行诗的代表人物。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年纪很大了，已经七十岁了，似乎身体很虚弱的样子，要学生搀扶着来上课。但是一旦站在讲台上，老人忽然会焕发出一种别样的神采，本来我对诗歌不是特别有兴趣，但是听他用充满磁性的男低音朗诵诗歌，我莫名地会感动，也许诗歌真的是用来朗读的，而且由真正的诗人来朗读，一首诗真正的力量才会生发出来。我至今记得唐祈朗诵席慕蓉的诗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