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差不多是和长老同时进屋的,长老一看见他们,马上就从卧室里走了出来。修道室里,有两位隐修庵的司祭比他们先来等候长老,一位是管图书室的神父,另一位是有病的佩西神父,他年纪虽不大,但据说很有学问。此外,还有一个小伙子,二十一二岁光景,站在角落里等候,——后来他一直站在那里。他穿着常礼服,是宗教学校的学生,未来的神学者,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受到修道院和修士团的培植。他身材很高,宽阔的脸,气色很好,有一双聪明而专注的、细窄的栗色眼睛。脸上神情毕恭毕敬,但却还得体,并不显得阿谀逢迎。尽管他与走进来的客人身分并不平等,相反地,还是处于从属依赖的地位,但他却并不对他们鞠躬表示欢迎。
一个见习修士和阿辽沙陪着佐西马长老走出来。司祭们站起来,深深地向他鞠躬致敬,手指触地,祝福以后,又吻他的手。长老为他们祝福以后,也是深深地对每个人鞠躬,手指触地,并且向他们每人请求为自己祝福。全部的礼节做得一丝不苟,全不象完成日常的礼仪形式,而几乎是带有感情的。但是米乌索夫觉得,这一切都是有意做出来的,含有一种暗示的用意。他站在一同进来的同伴们的最前面。按理说(他甚至昨天晚上就已经仔细想过了),不管他抱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单单为了普通的礼貌(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他也应该走到长老面前,请求为他祝福,——哪怕不是吻手,至少也要接受祝福。但是现在,看过司祭们这一套鞠躬和吻手以后,他马上变了主意:他一本正经地还了一个很深的、世俗式的鞠躬,就向椅子走去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象猴子般地完全模仿米乌索夫,也这样做了。伊凡-费多罗维奇很郑重、很有礼貌地鞠躬,两手也是放在裤缝上面,卡尔干诺夫却慌张得忘了鞠躬。长老把原准备举起来祝福的手放了下来,又向他们鞠了一次躬,请大家坐下。阿辽沙两颊绯红;他觉得惭愧。他的不好的预感应验了。
长老坐在样式十分古老的红木皮沙发上,请宾客们,除了两位司祭以外,都坐在对面靠墙四把包着已磨得很光的黑皮的红木椅子上,四个人并排坐在一起。司祭坐在两旁,一个在门边,另一个在窗前。宗教学校学生、阿辽沙和见习修士全站着。修道室不很宽绰,有一种灰颓的气氛。家具陈设只有最必需的几件,粗糙而又寒酸。窗台上放着两盆花,一个角落里有许多神像,其中一个是圣母像,画幅极大,大概还是在教派分裂以前好久画成的。圣母像面前点着油灯。油灯旁边另有两个穿鲜艳袈裟的神像,附近放着一些雕刻的天使,磁蛋,象牙制成的天主教十字架,还有抱着它的Materdolorosa①和几幅前几世纪意大利大艺术家的版画。在这些美丽珍贵的版画旁边,还挂了几张极通俗的俄国石印圣徒、殉道者、圣僧等等的像,这种像在任何市集上都可以花几戈比买到。还有几幅俄国现代和以前的主教的石印像,挂在另外几面墙上。米乌索夫很快扫视了一下这一切“老调调”,便用专注的眼光打量起长老来。他很相信自己的眼光,这种弱点无论如何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已经有五十岁了,到了这个年龄,一般富裕而交游广阔的聪明人永远会变得越来越自信,有时甚至是身不由己的——
注:①拉丁文:圣母七苦像——
一开始他不喜欢长老。事实上,长老的脸上也的确有一种不只使米乌索夫,同样也会使别的许多人都不大喜欢的东西。他身材不高,呵腰屈背,两条细腿,只有六十五岁,但是因为闹病,显得苍老得多,至少要老十岁。他的干瘦脸上布满了细皱纹,眼旁尤其多。眼睛不大,眼珠浅色,敏捷,炯炯有神,好象两个发亮的光点。只两鬓上还有几根白发,一撮稀疏的小胡须,作楔子形,时常发出冷笑的嘴唇细薄得象两条线。鼻子并不长,却尖得象鸟鼻一般。
“从一切表征看来,这是一个恶狠的、褊狭而傲慢的灵魂,”米乌索夫在脑海里闪过了这个念头。总之,他感到心情很不痛快。
时钟报时声帮助打开了话头。一个廉价的锤摆小挂钟迅速地敲了整整十二下。
“正是我们说定的时间,”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大声说,“我的儿子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却还没有来。我替他道歉,神圣的长老!(阿辽沙听了这声“神圣的长老”,浑身哆嗦了一下。)我自己永远守时间,一分也不差,懂得守时刻是国王的礼貌。……”
“不过,您总还不是国王。”米乌索夫按捺不住,立刻插了一句。
“对,是那样,我并不是国王。您瞧,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连我自己也知道,一点也不错!我说话总不对劲!尊师!”他突然慷慨激昂地喊了起来。“您看到在您面前的是一个真正的小丑!我自己就这样介绍。唉,这是老习惯了!有时候我猛孤丁地撒个什么谎,那是有用意的,是想博人们一笑,讨人喜欢。应该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对不对?七八年以前,我为点小事,到一个小城里去,在那里结识了几个商人。我们去见警察局长,因为想求他一点事情,请他跟我们一起吃饭。警察局长出来了,这是个又高又胖,浅黄头发,脸色阴郁的人,在这类事情上最危险的家伙,好犯肝气,肝气很盛。我一直走到他面前,您知道,带着外场人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气说:‘警察局长先生,请您做我们的纳普拉甫尼克①好不好?’他说:‘什么纳普拉甫尼克?’我一下子就看出事情坏了,他一本正经地板着脸站在那儿。我说:‘我是想开一个玩笑,逗大家一乐,因为纳普拉甫尼克先生是我们俄国著名的乐队指挥,我们为了把我们的生意搞好,也必须有一位乐队指挥。……’我对他这样解释,而且比喻得很有道理,对不对?他说:‘对不起,我是警察局长,我不允许人家拿我的职位编双关的俏皮话。’当时扭身就走出去了。我忙跟在他后面喊:‘对,对,您是伊斯普拉甫尼克,而不是纳普拉甫尼克。’他说:‘不,既然叫我纳普拉甫尼克,那我就算是纳普拉甫尼克吧。’您瞧,我们的那桩生意就这样弄糟了!我老是这样,永远这样。我这种殷勤好意老会坑害自己!有一次,许多年以前,我对一个有势力的人说:‘您的夫人是一位怕人碰的女人’,意思是说,她很贞节,所谓品行端正,但是他听了突然对我说:‘那么您碰过她么?’我忍不住,心血来潮地忽然想献献殷勤,我说:‘是的,碰过。’他当时就使劲‘碰’了我几下。……不过,这事情已经发生了很久,所以讲出来我也不怕害臊;我老是会这样自己害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