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老离开修道室大约有二十五分钟。已经十二点半了，可是大家为他而聚会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竟还没有来。但人们几乎也好象把他忘记了，等到长老重新走进修道室的时候，看见宾客间正谈得十分热闹。谈得最起劲的是伊凡-费多罗维奇和两位司祭。米乌索夫显然也很热烈地参加了谈话，但是他又不走运，显然处于次要地位，别人甚至不大理睬他的话，这个新情况更增加了他越来越大的火气。原来在此以前，他就已经在知识见闻方面和伊凡-费多罗维奇唇枪舌剑地交过几次锋，对于他对自己那种有点满不在意的神气不能不往心里去。他暗地想：“到现在为止，至少我还没有落在一切欧洲进步潮流的后面，但是这新的一代却根本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自己曾说过要坐在椅子上默不作声，实际也果真沉默了一些时候，但却带着嘲弄的微笑，观察着邻座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显然对他的发火极为高兴。他早已为了一些事想报复他一下，现在不愿错过机会，最后终于忍不住向邻座的肩头弯过身去，再一次低声逗其他来：“您刚才为什么在‘亲热地吻手’以后不马上离开，却愿意继续留在这伙不体面的人中间呢？那是因为您感到自己受了气，受了侮辱，所以要留下来翻本，显示一下自己的才情。现在您在没有显显自己的才情以前是不会走的。”
“您又来了？正相反，我马上就走。”
“您要走得比任何人都晚，都晚些！”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又挖苦了一句。这时正好长老回来了。
辩论停了一会儿，但是长老在原先的座位上坐定以后，朝大家看了一下，似乎客气地请大家继续谈。阿辽沙对于长老的各种脸色差不多都心中有数，因此明显地看出他已经十分疲倦，在勉强支持着。他最近生病以来，由于无力，时常有昏倒的情形。昏晕前那种惨白的神色，现在差不多又出现在他的脸上，他的嘴唇已经发白了。但是他显然不愿让聚会散去，这里面他似乎自有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目的呢？阿辽沙留心观察着。“我们正在议论他那篇十分有趣的文章，”掌管图书的司祭约西夫指着伊凡-费多罗维奇对长老说，“他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但是思想似乎是两面的。关于宗教社会法庭和它的权限范围的问题，曾有一位教会人士写了一大本书，他发表在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就是就这个问题作答的。……”
“可惜我没有读到大作，但是听说过的。”长老回答，锐利地盯着伊凡-费多罗维奇。
“他的见解十分有趣，”掌管图书的神父继续说，“在关于宗教社会法庭的问题上，他显然完全反对教会和国家分离。”“这很有意思，但理由是什么呢？”长老问伊凡-费多罗维奇。
他终于回答了长老，但是并没有露出那种高傲客气的神气，象阿辽沙头一天担心的那样，却是谦逊，持重。显然极有礼貌，而毫没有话中有话的意味。
“我的论据是，把两种因素，也就是把国家和教会两者各自的实质揉合在一起的做法，自然还将长久存在，尽管它毫不可能，而且不但无法处于正常状态，甚至连使它处于起码的和谐状态都不可能，因为这种事从根本上就隐藏着虚伪。据我看来，国家和教会之间在司法这类问题上的折衷，从纯粹、根本的实质上来看就是不可能有的。我所反驳的那位教会人士断定，教会在国家里占有一定的明确位置。我却反驳他说，正相反，教会本身应该把整个国家包括在里面，而不应该只在后者中占据一个角落，即使他在目前由于某种原因办不到，那它实际上也无疑应当成为基督教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直接的、主要的目的。”
“完全有理！”佩西神父，那位有学问而沉默寡言的司祭坚决而神经质地说。
“这是纯粹的教皇全权论！”米乌索夫嚷了起来，不耐烦地把架着的两腿交替了一下。
“咳，可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山！”①约西夫神父大声说了一句，接着又对长老说，“您看，他还反驳了那个教会人士的这样一些‘基本和主要’的主张：第一，‘无论哪一种社会团体不能也不应自行僭取权力，来支配其成员的各种民事和政治权利。’第二，‘刑事和民事诉讼权不应属于同它本质不相容的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机构，人们为了宗教目的组成的团体。’第三，‘教会是世外的天国’。……”——
注：①教皇全权论为十九世纪中叶罗马教皇所主张的教会应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一种学说。此词源出于拉丁语，直译为“住在山后的人们”，山就是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约西夫回答米乌索夫的话就是指这个——
“教会人士象这样玩弄词句未免太无聊了！”佩西神父忍不住又插嘴道，“我读过您所反驳的那本书，”他对伊凡-费多罗维奇说，“对于一个教会人士说出‘教会是世外的天国’来，很感到惊讶。既然是世外，那就根本不能在地上存在。这是把福音书里那句‘世外’的话引用得和原意不合了。这样地玩弄词句是不行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降到地上来设立教会的。天国自然不在世上，而在天上，但必须经过建立在地上的教会才能走到那里去。所以把世俗的双关语用在这个意义上是无聊而不合适的。教会是真正的天国，是有责任统治人的，而到后来它也无疑地终将以整个大地上的天国而出现，——这是我们的誓愿。……”
他忽然沉默了，似乎抑制住自己。伊凡-费多罗维奇恭敬而且注意地听完了他的话，用十分安详的态度，朝着长老，依旧愉快而坦白地继续说：
“我那篇文章的整个主旨是这样的：在古代，基督教最初的三个世纪里，基督教在地上只是教会。但当罗马的异端国家想要成为基督教国家时，结果自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它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后，只是把教会包含在内，而它自己在许多机能上仍旧象以前一样，继续是一个异端的国家。实际上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必然的。但这样，在罗马这个国家里，也就保留了许多属于异教徒的文明和异端的智慧的东西，甚至包括国家的目的和基础在内。基督教会包括在国家以内，无疑地，不能从自己的基础上，自己所站立的那块磐石上有所让步，只能奔向自己的目的，也就是上帝坚决树立并指示给教会的目的，其中包括把全世界——自然古代的异教国家也在内——都转变为教会。因此，作为未来的目的，并不是教会应在国家里求得一定的位置，象那个被我反驳的作者所形容似的，只成为‘某种社会团体’，或‘人们为了宗教目的组成的团体’，而是恰恰相反，一切地上的国家以后应该完全转变为教会，只成为教会，摒弃同教会不相容的一切目的。这一切一点也不降低它作为伟大国家的地位，一点也不剥夺它的荣誉，只是使它离开虚伪的、还是异端的、错误的道路，走到正确的、真正的、唯一引向永恒目的的道路上去罢了。所以，宗教社会法庭原理论一书的作者，假如在探索和提出这些原理时，把它们看作临时的、在现在这罪孽重重一无成就的时代必要的折衷办法，而没有别的意思，那么他的判断是对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制造者只要敢说他现在所提出的原理——也包括刚才约西夫神父列举的一部分——是一些不可动摇的、天然的、永恒的真理，那就是直接反对教会，反对它的神圣的、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使命。这就是我的那篇文章的全部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