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和做事是人生的至大作为，但至于何时说，如何说与何时做，如何做，要拿捏得准一些。断然不可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事。
世间的事，分两种，一种是做得说不得，一种是说得做不得。例如夫妇居室之事，尽管做，如拿在大庭广众中来说，就成为笑话，这是做得说不得。又如两个朋友，以狎亵语相戏，抑或骂人的妈和姐妹，闻者不甚以为怪，如果认真起来，就大以为怪了，这是说得做不得。这是古人总结的两条至理名言，如今看来，成效还是很大的。
在生活中，有的事“做得说不得”，而有的事又“说得做不得”，尤其是对于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混世图名之流，就更是如此。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的喜好是为人所不齿的，所以你在投其所好时，千万不要张扬，天知、地知，你知、他知，双方心领神会即可。换句话说，与这样的人相处时，当你靠“做得”达到了目的，你只要安心地享受成功的果实即可，至于你的法宝，就像钱财不可外露一样，千万不可张扬。这就是“做得说不得”。具体应把握以下两点：
第一步，要千方百计打听到对方“难言之隐”之所在，并把这作为一个好机会加以利用。如果利用得好，对方一定会认为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善解人意的人。
光绪六年，慈禧太后染上奇病，御医日日进诊，屡服良药，竟不见好转。此时，朝中尤为焦急，遂下诏各省督抚保荐良医。两江总督刘坤一荐江南名医马培之进京御诊。
马培之，字文植，在江南被人誉为“神医”。于是一道圣旨从北京下到江苏，征召马培之进京御诊。马培之家乡孟河镇的人，无不为马氏奉旨上京而感到自豪。可是年逾花甲的马培之却是欢喜不起来。他自忖：京华名医如云，慈禧太后所患之病恐非常病，否则断不会下诏征医，可见西太后之病乃非同小可。此去要是弄不顺，只怕毁了悬壶多年所得的盛誉，还可能会赔上老命。
七月底，马培之抵达京都，即打探西太后之病况。其时，关于慈禧之病传说纷纭，有人传是“月经不调”，有人说是“失血症”，还有一些更离奇的传说。马氏拜会了太医院的御医，先作打探，却不得要领，心中不由十分焦急。后又连日访问同乡亲友，最后还是一位经商的同乡认识宫中一位太监，请这位太监向西太后的近侍打听慈禧患病的真实起因以及有关宫闱之秘。果然，从这条黄门捷径传出了消息，使马培之大吃一惊：慈禧太后之病乃是小产的后遗症。慈禧早已寡居多年，何能小产？马氏吃惊之余，心中已明白了大半，也自觉心安了许多。
第二步，就是要善做“面子”工作，既要照顾到对方“面子”，还要考虑到自己的面子。最关键的是这种“涂脂抹粉”一定要自然，不留痕迹。
马培之在太监的引领下，不知拐了多少官巷，跨过多少门槛，终于来到了金碧辉煌、侍卫森严的体元殿。只见四十多岁的慈禧太后，脸上虽然涂着很厚的脂粉，却难掩那血亏的面色。西太后先询问马氏的籍贯、年庚以及行医经历的一些细节，然后由太医介绍圣体病况。当时在场的还有京外名医薛福辰和汪守正等人，于是由薛、汪、马三医依次为西太后跪诊切脉。诊毕，三位名医又各自开方立案，再呈慈禧太后。只见老佛爷看着薛的方案沉吟不语，再阅汪的方案面色凝重，此时三大名医莫不紧张，无不沁出冷汗。但当太后看了马的方案后，神情渐转祥和，金口出言：“马文植所拟方案甚佳，抄送军机及亲王府诸大臣。”
众人听罢，心中的石头落地，而马氏更是欢喜。马培之对慈禧太后的病因本来已心中有数，再切其脉，完全暗合产后失血症。马氏在其方案上只字未敢言及妇产的病机，只作心脾两虚论治。而在具体药方上却是明栈暗渡，声东击西，用了不少调经活血之药，此正中慈禧下怀。西太后本来对医药就有所了解，见马培之方案，甚合己意，这是因为医生开的药方要抄送朝中大臣，以做到既能治好病，又可遮掩私丑、塞住众口。马氏的药方正符合这两种要求。而薛、汪两位名医的方案虽然切中病机，脉案明了，在医术上无可挑剔，但免不了投鼠忌器而不中老佛爷的心意。后来，慈禧服用了马氏所开的药，“奇病”渐愈，一年后基本康复。马氏本人因此而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留京良久，并且赏赐极丰。但是此后无论是在京还是返归故里，马培之对慈禧的病根儿始终守口如瓶，因而得以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