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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记忆，隐隐约约，若有若无。似雾，飘飘渺渺；似云，稀稀薄薄。
上世纪的丁酉年是一个闰年，闰在八月，我就是在这个闰月的十七日巳时出生的。至今已有50多年了，虽然年年过生日，但闰年要60年才一个轮回，所以我只过了2个真正的生日。 我的出生，是妈妈生活处于最低谷时的转折点，可以说是劫后重生。为了盼望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哥哥、我和弟弟的名字，都是她取的。尽管她并没有读几句书，但她坚持要这样做自然是与她的经历和故事连在一起的。 妈妈家里有兄弟姐妹六人，她排在第五。小弟考上中专时，家里因为交不起学费，只好将她作为童养媳被嫁到了县城，那年她才15岁。前夫姓李，是独生子，有家不敢回，因为怕被抓去当壮丁，只好跑到好远的省城干挑夫的活儿。偶尔送些盘缠回来，也是晚上偷偷进屋天还没亮就走了。妈妈嫁过来以后，其实就是每天服伺着因中风而瘫痪了半边的婆婆。 解放前的那一年，解放军和国民军在争夺县城时发生了激战。夜里，子弹“啪啪”地响个不停，炮火照亮了整个县城。突然，外面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妈妈被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一直等到天亮之后，她才战战兢兢地去把门打开。眼前的一幕让她立即昏厥了过去，前夫倒在门口，胸前和地上全是鲜血。我的大哥这时还在妈妈的肚子里，他生下来就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但至今都还是随着他父亲姓的。 早年丧夫，上有不能自理的婆婆，下有嗷嗷待哺的婴儿，妈妈整天就像在生死线上飘摇着，她说她真的不知道那些年是怎么样熬过来的。20出头的芳龄人就被折磨得弱弱纤体，给人以“风吹之欲倒”的形状。妈妈曾经求过一卦，解签为“寿命难过三十六岁”.每当提起这段历史，她就会发自肺腑地感叹着：“要不是解放有了工作，孤儿寡母的只怕是早就化成了灰呢。” 我的爸爸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十六岁那年，他的父亲忽得重病而离开了人世。家里的生计，全靠母亲和姐姐替人缝补浆洗来维持着。为了给家里省出一张吃饭的嘴，他来到了孤儿救济院当学徒。每天要干十二小时的活儿，身上还长满了疥疮，但他从不叫苦叫累。 解放初期，县里成立了缝纫合作社。爸爸正是凭着在救济院学来的裁剪功夫和贫苦出身的资本，在社里不仅当上了师傅，而且还被委派了一个“车间主任”的头衔。那时候的干部，组织上是非常重视的，培养我的父亲入了党，还为他找了对象。 爸爸和妈妈，就是这样走到一起的。虽然妈妈比爸爸大6岁，还带着一个风瘫的婆婆和一个幼小孩子，但爸爸都不在意而且很知足。他认定自己能够成家立业，全都是组织的关心，从此以后都在用感恩的心来回报社会努力工作和善待家庭。 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就生下了我。忧郁了多年的妈妈，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她给我取了一个“延年”的名字。四年后又生下我弟弟，名字还是她取的，叫做“蔓延”.同时，在征得爸爸的同意后，也给我哥哥取了一个新名字--“大年”,但是依然保留了他原来的姓。妈妈明知关于对我哥的任何决定，爸爸都不会反对，但她宁可把这个好都挂在他的身上。以至于我哥明知不是我爸亲生，而又不得不承认我爸是他这一辈子最好的父亲。妈妈取这三个名字的意思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一个曾经饱受过生死磨难的母亲祈盼着自己的儿子们健康成长幸福延年。 我们三兄弟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过生日，因为过生日的人那天能多吃两个鸡蛋和得到一支铅笔。这是爸爸妈妈每年必然送给我们的生日礼物，也是寄希望于我们多读点书门门功课打100分。经常还要不停地唠叨着：“爸爸妈妈就是读少了书，因此不想儿子这一辈子再当睁眼瞎。”语言十分通俗，却饱含着父母亲“望子成龙”的一片真情。 童年的记忆里，有一幅画面至今依然是感人至深清晰犹见的：飘飘闪闪的煤油灯下，我们吊在爸爸妈妈的脖子上好久好久都不愿意下来。我和弟弟，基本上是奶奶带大的。因为我们早晨醒来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已经上班去了。中饭是奶奶做好后，蹒跚着粽子般的尖脚儿送给他们吃的。每天见到爸爸妈妈时，都要在晚上煤油灯点亮以后。只要听到门儿一响，我和弟弟就会比谁最先扑到爸妈的怀里。那一刻的幸福，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刻骨铭心”.至今，我都还能回味起父亲的胡子扎在我小脸上那痒痒痛痛但又温馨亲切的感觉。 只有奶奶不在家的时候，爸妈才带我和弟弟去他们上班的地方。那个车间好大，几十台缝纫机纵横有序地排列着，工作起来“嗒嗒”“嗒嗒”的声音很是好听。 爸爸的工作地是长长的木板平台，周边围了好多的人。他一会儿在布上描画着，一会儿顺着画线裁剪着。一切弄好后，再填写着《服装裁缝分配领取单》。单上写着布料的颜色、衣服的尺寸，还有顾客、制作人员、收发员的名字。在“车间主任”的一栏上，盖着的是爸爸的印章。这印章是公家发的，只有社领导和车间主任才有。印章的真实意义，是以后我读了《中国历史》以后才知道的。这样的印，叫做官印。官越大，印就越大。若是皇帝的玉玺，那是至高无上的，一印盖下，不仅能够掌控天下，而且能够决定人的生死。 每次到车间，妈妈都不准我们去打扰爸爸。她说，爸爸要是盖错了印章那就麻烦大了，顾客领不到衣服，制作人员和收发员领不到工钱，他会因此而失去“车间主任”的职务。我们一家人的衣服都是在这里做的，也要按照规定填好分配单，写清楚这是“某某某”的家属，当然加工费只要外面人的一半。那时候不像现在，谁都不敢利用公家的设备来干私活。一旦发现，轻则扣除工钱，重则挨群众大会批斗，更甚者是要开除公职的。还有，如果背上了这样污点的人，那是谁都看不起的，因为他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坏分子”. 于是，我和弟弟只能坐在妈妈的身边，玩耍着地上的碎布条。那时基本上没有什么玩具，我和弟弟的游戏，不是碎布条斗牛，就是剪刀锤子布。但是，只要能在爸爸妈妈的身边，我们即使是玩得再简单也是感到非常快乐的。 哥哥比我们大十多岁，那时已在县城的中学寄宿读书。每个星期天回家一趟，陪两个弟弟玩一会儿之后，就会钻进他的睡房看书再也不出来。墙上贴满了他的奖状，他是我们居住的街道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我和弟弟读书以后常常以他为榜样，后来也都跨进了大学的校门。一家之中出了三个大学生，左邻右舍都羡慕得不得了，爸爸妈妈也是笑得连嘴巴都合不拢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