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过大年,我感觉是有点隔膜的。 我童年时生活的社区里老人居多,都是退休军人,来自五湖四海,说话南腔北调。也许是大家都离开了本乡本土,过年的风俗简化为几大步骤:扫房子、贴春联、包饺子、看春晚、放鞭炮、互相拜年。这其中,和小孩子有牵扯的事并不多,包饺子我帮着擀擀剂子捏捏边儿,顶多再陪着姥姥去集市买几副春联,连鞭炮都不敢放。真正期待的事只有两件:一是看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另一件事就是从姥爷手中领压岁钱。我姥爷以军事化的风格严格作息,每天晚上九点睡下,雷打不动,哪怕大年三十儿也不例外。我们不介意他老人家“早退”,他也不介意在零点的时候,被我们一窝蜂进房间吵醒:“姥爷过年好!”他笑眯眯地从枕头底下摸出红包来分发一番,在爆竹声中再度睡下…… 大年初一,桌上摆了只有新年才拿出来的玻璃果盘和零食碟子,客人们陆续上门了,我的“社交恐惧”时刻也到来了。大人们热烈地问学业、论身高,评价我这一年里长得更像爹了还是更像娘了,还有热情的长辈倡议:“这一年你学会了啥新节目,来,给你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表演一个!”在我头昏脑涨的十几分钟过去后,大人们转向下一个项目:北方年俗中知名的“给孩子的,别推辞”红包大战。只见阿姨从衣兜里轻轻巧巧地抽出红包,拉着我往手心里塞。我妈按照礼仪眼疾手快一把拦住,嘴上还得表示强烈的惊讶和愤慨:“哎呀,你干什么!”阿姨反手一个遮挡:“给孩子的嘛!宝贝快拿着,别理你妈!”“哎呀,咱不要咱不要!”如此这般反复几个回合,我作为“工具人”呆立当场,保持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一天下来,我妈晚上不免抱怨:“哎,你那个谁谁阿姨真有意思,比画两下就行了呗!她劲儿还真大,攥得我手腕这个疼!” 在拜年、迎客、发呆、睡懒觉、看电视之中,小时候的年就这样过去了。 上大学后我离开了家乡,后来到天津过起了年。我开始自己写春联、绘年画,亲手打扫属于自己的房子……长大后,过年在自己营造的仪式感中,变得丰富热闹起来。 在天津,我接触到了不少有趣的年俗,比如“大年初二姑爷节”“初三的合子往家转”“破五接财神”“元宵节‘星星赶月亮’(元宵和饺子同煮)”等等。其中让我觉得最可爱的,是正月十五要蒸刺猬、老鼠形状的面点。发面擀皮,填进甜咸馅儿或豆馅儿包好,再用剪刀剪出“老鼠”的耳朵、“刺猬”的背刺,用红豆、绿豆贴上小眼睛,一个个白乎乎、圆滚滚。我问老人这是什么典故,老人含糊笑道:“开天仓嘛,保佑粮食多嘛。”我听了之后“脑洞”大开:“天仓是神仙的仓库吗?是让它们上天把神仙的粮食搬回家吗?”大家都笑了。 后来我查了一下来历,有人说是正月二十五祭祀仓神的“填仓节”的移植,有人说这是来自供奉“五大仙”的传统。风俗不必较真,重要的是我们在过年时寄托的真心祝福。现在,我也会应时蒸一锅“刺猬”“老鼠”了,还煞有介事地念念有词:“正月十五开天仓,刺猬老鼠赶制忙。令汝上天叼粮米,豆馅满腹归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