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领导干部(2)

　　草的片子里，有句话很可深想，“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皇朝更迭，成王败寇。二千年来历代革命成功者，莫不效法项王，咸阳宫室火三月不灭，以逞威风，破坏殊甚。”
　　还可以再往前追一点，用周有光的话说“其实一把火一点就是两千年。英法联军能欺中国之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立了功的”。
　　辛亥革命能免去这一把火，还是有人懂。胡适总结过新思潮的最大作用，就是“重估一切价值”。什么叫重估？“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了解了什么是真价值，才不会简单地膜拜或者打倒，而是知道什么要废弃，什么该去珍重宝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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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 年，梁思成林徽因在火车遇到一对美国夫妇，随他们一起回中国“车顶上坐满了搭霸王车的旅客。尽管这样，雨水还是漏进来，滴在我们用报纸折成的帽子，淋湿了座位靠背上点着的蜡烛。就这样到了北京，一个鼻孔里是晚香玉的味道，另一个鼻孔里是粪臭……”
　　不奇怪，1900年的时候，仲芳在《庚子纪事》里写 “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然俱建茅厕，尚称方便……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中国城市最初公共卫生，居然是这么开始的，看了让人心里说不出滋味。
　　一直到了民国，公共厕所是什么样子？徐城北写过－－－－当时京城最繁华的前门，大戏园子的右侧，有一个非常大的露天尿池子，无论观众还是演员，一旦感到“内急”，都立刻跑向那里，撩开裤子就向其中“直射水龙”。
　　当时的首都，广渠门外坟墓荒草，没有道路可言，没有公园，没有博物馆。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朱启钤当内务总长的时候兼京师市政督办，整理北京街市沟渠，把那些“水道湮垢,民居昏垫,阛阓殷填,成苦不便,”的地方，为之“辟城门,开驰道,濬陂阪池,治积潦,尘壤壅户者除之,败垣侵路者削之,经界既正,百堵皆兴。”
　　他在道路两旁种上槐树，沿护城河栽上杨柳，这才有春绿冬白，盛夏时我们头顶的浓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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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第一座公园也是朱启钤开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
　　这里原是皇家祭祀的社稷坛，清帝退了位，没人管，坛里榛莽丛生，蛇鼠为患。守坛人在园内种了很多苜蓿，饲养猪羊。
　　朱启钤说想盖个公园，北洋政府说行你干吧，但我还是没钱。
　　他就自己个人干，先捐出一千元，成立一个董事会，对外募捐，说北京一向是首善之都，但“向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四民之游息”。不到半年筹了四万多元，捐的最多的徐世昌，黎元洪，杨度，和他自己，就这么修成了。这里没有山水亭榭，他在于园中东面建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又建东西长廊，曲折往复，今天我最爱走还是那一弯，满头紫藤花。
　　“来今雨轩”这个名字取自杜甫的《秋述》的小序：“秋，杜子美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取旧雨新朋，情义恒在的意思，这个地方去的多是政客。
　　朱启钤又出面与清宫交涉，又在公园与故宫之间开了扇门，把西华门内的武英殿辟为展室，展出皇家珍宝，起名“文物陈列所”。
　　这是中国第一个博物馆，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学者文人就都来了，学者谭其骧回忆过“春明馆是老先生们聚会的地方，我曾在那里遇到林公铎，座无他人，被拉坐下。他张口之乎者也，讲几句就夹上一句‘谭君以为然否？’蒙文通、钱穆、汤用彤三人常坐在一桌。夏天坐公园可以从太阳刚下山时坐起，晚饭就在茶座上叫点心吃当一顿饭，继续坐到半夜甚至后半夜一二点才起身，决不会有人来干涉你。”
　　园中千年古柏，多是金，元，明代的，由朱启钤一一造册，养护，很多人爱这点青黛色。诗人林庚白和画家林风眠在这儿赏雪斗诗，五古联珠，一共联到120多韵，轰动得很。程砚秋和新艳秋先后在“柏斯馨”旁边雪地上排演《聂隐娘》戏中一段紫云剑舞。有趣的是，清吟小班的妓女来公园必坐柏斯馨，因为这是西式茶点，吃杯“礼拜六”，要盘“咖喱饺”。呵呵，洋气。
　　找资料时看到史学家谢兴尧写过的一段话：“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地怀念中山公园的茶馆呢?……有许多曾经周游过世界的中外朋友对我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可以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暂时忘掉，此时此地，在一张木桌，一只藤椅，一壶香茶上面，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看了有点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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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是有心人，他当警察的时候，每日骑马巡察，蹓蹓跶跶，对京城的宫殿、苑囿、城阙、衙署……一切有形无形的故迹一一都“周览而谨识之”。
　　一个后来做到国务总理的官员，交往的人“颇有坊巷编氓。匠师耆宿”－－－－-各种街头巷尾的老工匠老师傅，听到他们零闻片语都“宝若拱壁”。连清代《工程则例》之类的书也“无不细读而审评之”。
　　中国读书人一向瞧不起工匠，士大夫就算对建筑有点兴趣，也只是把玩，对技术无记载，匠人间也全靠口耳相传。顾准说过“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中国没有唯理主义……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
　　朱启钤分析得更明白，为什么官府也不记载这些技艺？“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就都删汰了”。
　　他举了个荒唐可笑的例子，大清会典中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几十页，怎么做到的？所有的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