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拉美教汉语；到美国学烹饪；在泰国伺候大象；到澳大利亚生态农庄种地；在缅甸修学校；到德国帮助孤独症患儿；甚至去塞拉利昂做接生婆……越来越多走在潮流前面的青年人发现，原来还有认识世界的“第三条道路”。千姿百态的海外义工项目，比旅游更深刻，比留学更酷。
在生命终点线上的陪伴
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李莎和男朋友马麓报名到印度加尔各答的临终收容所“垂死之家”义务工作两周。抵达后，第一项工作就把李莎震住了。“把堆积如山的衣物分类，沾上排泄物的、相对干净些的要分开放置。分类时必须凑近观察那些充满恶臭的衣物，上面沾着各种呕吐物、食物、粪便、脓疮、唾液，混合着腐臭气味扑面而来……”那场景李莎一辈子都忘不了。
李莎被一位白发老妇打动了。那位老人骨瘦如柴看上去好像风中摇曳的稻草人，布满红斑的皮肤紧贴着骨头，因为长期无法走动，她的四肢都有萎缩迹象。
李莎每天负责为她擦药。有次擦完药起身准备离开时，老人突然将她揽入怀中。吃惊中，李莎看到那位老太太仰面看着她，眼泪从年迈而混沌的眼睛中涌出。“那一瞬间，我也流泪了，”李莎说，“我们一老一少就在那里相拥了好久。虽然没有说话，但我完全懂她。”
抬死人，是马麓在“垂死之家”最震撼的经历。 在太平间，马麓和修士默默帮老人整理遗容并用白布将他包起。“老人身体微凉，赤裸躺在铁床上。我不想任他的手垂着，于是把它们交叠放在腹部，看起来比较安详。”那时，他抬头看到太平间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谢谢你带我去天堂。
去泰国养大象
与大多数人花钱出国看动物不同，一些人选择花钱出国伺候动物。
去年，Verian参加了清迈和素林的两个大象保护项目。在清迈，Verian常一早跟着养象人下田搬食材，然后在厨房为大象清洗要吃的西瓜、南瓜和甘蔗，一箱箱装好，11点准时给大象喂食。在素林，Verian见到大象生存的另一面。她发现很多大象整天持续不断地摇头晃脑，踢腿跳舞。象园工作人员说，部分养象人想方设法利用大象表演赚钱。很多利欲熏心的养象人常用镰刀状的工具猛戳大象的头颈部，强迫它们做各种动作。还有些大象被残忍地刺瞎双眼，被当作乞讨工具。身心受伤被商人抛弃的大象，即使现在已经脱离街头乞讨的境遇，还是改变不了旧习惯。
回国后，她不遗余力地劝说身边每个计划赴泰旅游的人千万不要花钱参加“大象娱乐项目”。 “很多人永远不了解，他在泰国骑大象最开心的时光，却是伴随大象一生的梦魇。”
医生无国界
一年前，台湾男生李一辰还按部就班地做着麻醉师。三年前，妇产科医生安娜还过着家与医院两点一线的日子。怀着“生活在别处”的愿望，他们不约而同放弃了原本安稳的生活到世界最艰苦的地方行医，成为“无国界医生”，而且都“做上了瘾”。
“我就像一只井里的青蛙，抬头只能望到那一小块天空。”这是李一辰参加“无国界医生”前的状态。李一辰没想到，第一个项目自己就被派往叙利亚做战地医生。 “我从未看到如此惨烈的状况。”李一辰说，“在叙利亚，一波袭击后，医疗点涌满了伤员。有人肠子流出来了，有人头骨破裂，更多病人因爆炸受伤面临截肢……”作为唯一的麻醉师，他简直忙翻了。之前，武装冲突只是电视中一闪而过的30秒新闻，现在这就是他真实而狼狈的工作环境——战机呼啸声、炮弹爆炸的轰隆声仿佛是手术室的背景音，如影随形。医疗设备极其匮乏，这让他极为苦恼，“手术室的气体麻醉机特别落后，连废气都只能排到屋里大家一起吸。”
做国际义工，让李一辰的生活完全变了。原本他觉得世界大得可怕，但随着到不同国家做项目，认识不同朋友，他猛然发现世界变小了。原来被套牢在医院的无力感消失了，眼前的人生一下出现了好几条通路。
安娜同样满怀勇气出走，她最初到海外做医疗援助时，孩子还未满两岁。在卫生和医疗水平极落后的地区，她时时要面对不同的风俗与矛盾。塞拉利昂居民大都对医院心生畏惧，许多孕妇在家难产多天迫不得已才去医院急救保命。
在巴基斯坦，许多婴儿营养不良。安娜发现，原来按照当地风俗，很多家庭用一种传统甜茶代替母乳喂给新生儿，导致孩子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在索马里兰，许多医院只是一幢空房子。因为医疗器械和药品资源极度缺乏，很多时候，面对患者，医生和护士只能干着急。做海外志愿医生，安娜最深的体会就是，同样是产科，不同地区的病人都各具特点。作为医生，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产妇，而是不同国家迥异的社会形态、风俗习惯。“发达国家很多人都去过，但我们服务过的那些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却是多数人难以抵达、绝少体验的”。总得有人看到，这世界不容忽视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