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经济强大，却为何总敌不过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千年之问”。
拿人口来说，按照不同数据，北宋人口最多时超过了1亿，最少时也有3000万的水平。而西夏人口不过300万，辽国到了末代的高峰，总人口也不过900万。换句话说，哪怕西夏和辽国倾国而出，宋朝光靠兵员潜力，也可以轻松击败对手。
而且实际上，西夏和辽国根本没有形成铁杆联盟，宋朝的国防形势并没有那么严峻。那为什么还是打不过呢？
最流行的说法是“重文抑武”，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从此武将地位低下，不愿意好好打仗，建立军功。还有一种说法是宋朝失去燕云十六州，带来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北方的地理屏障消失了，国防上很被动;二是失去了养马的宝地——燕云地带，所以没有骑兵，步兵根本打不过北方的铁骑。
我认为，无论“重文抑武”，还是“地理缺陷”，这两个理由都只看到了表面，而不是内核。宋朝军功不振的真正原因是它的财政出了大问题。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国家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去激励武将和士卒，以数倍于敌国的人口和物资，是绝对不会打不过入侵者的。但若财政出了问题，无法对国民、官僚和军队进行有效激励，那么一个中央集权大国即是一盘散沙，金玉其外。
如果研究宋朝那些大人物的文章和奏折，我们多半会发现，王安石、范仲淹、苏轼这些人经常提到财政问题。特别是王安石，他的大变法基本上就是一次加强中央财力，增加对国民课税效率和强度的中央集权大实践。不过，因为他有着“富国强兵”这种极为“政治正确”的目的，所以史家对他大唱赞歌。
王安石变法的几个主要政策，从本质上讲，都和财政相关。均输法和市易法，这两个剑指大商人集团垄断的改革措施，的确有一些正面价值。而其他很多措施“出发点很好”，最终却变成了与百姓争利的“恶法”。比如，青苗法本来是通过国有借贷，帮助贫困的农民获得谷物种子，但最后成了基层官员通过高利贷敛财的手段。
保甲法、保马法，是想恢复北朝到唐朝的府兵制。府兵制的精髓在于兵农合一，其实就是帮助国家节省军费，因为府兵出征自带装备和干粮。但在南北朝和唐朝初年，国家是有着对府兵的支付手段的——由于战乱，大量土地闲置，国家可以将土地赏赐给府兵集团。但宋朝人口激增，土地不足。怎么支付？最后，农闲练兵的保甲和供养官马，成了让农民苦不堪言的负担。
显然，以上这些措施最根本的原因都是财政不足。那么，经济如此发达的宋朝为何会财政不足呢？因为，财政供养的人员太多了。
北宋是我国帝制王朝中冗员问题最严重的一个朝代。纵向对比每10万人供养的官吏数：东汉为13人，唐朝为35人，明朝为37人，一代比一代多。但中间的北宋为50人。为什么要养这么多职业官员？
原因很简单，职业官僚集团有两大作用：一是越多的官员，意味着政府的触角不断伸向基层，可以实施很好的民间管控。
二是职业官僚集团缺乏造反能力，因为他们并非长期的产权所有者。他们还可以不断挤占民间财力的积累，加上流官制度，使得国家内部永远不会出现固定的地方性政治经济利益集团，这是皇权永固的保证。职业官僚越多、越无能，就意味着皇帝的绝对安全，哪怕财政命悬一线。
总之，一个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超过敌国10倍的国家，却经常赔款，或者根本不愿打仗，背后一定有深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