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农，可，令有司行事。诏曰：“夫国之大事，在祀与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藉，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天下。近世以来，耕藉止于数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修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率先天下。主者详具其制，下河南，处田地于东郊之南，洛水之北。若无官田，随宜使换，而不得侵人也。”于是乘舆御木辂以耕，以太牢祀先农。自惠帝之后，其事便废。
江左元帝将修耕藉，尚书符问“藉田至尊应躬祠先农不”？贺循答：“汉仪无，止有至尊应自祭之文。然则《周礼》王者祭四望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絺冕，以此不为无亲祭之义也。宜立两仪注。”贺循等所上仪注又未详允，事竟不行。后哀帝复欲行其典，亦不能遂。
汉仪，县邑常以乙未日祠先农，乃耕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风伯于戌地，以已丑日祠雨师于丑地，牲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帻迎春于东郊外野中。迎春至自野中出，则迎拜之而还，弗祭。三时不迎。
魏氏虽天子耕藉，籓镇阙诸侯百亩之礼。及武帝末，有司奏：“古诸侯耕藉田百亩，躬执耒以奉社稷宗庙，以劝率农功。今诸王临国，宜依修耕藉之义。”然竟未施行。
《周礼》，王后帅内外命妇享先蚕于北郊。汉仪，皇后亲桑东郊苑中，蚕室祭蚕神，曰苑窳妇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蚕于北郊，依周典也。
及武帝太康六年，散骑常侍华峤奏：“先王之制，天子诸侯亲耕藉田千亩，后夫人躬蚕桑。今陛下以圣明至仁，修先王之绪，皇后体资生之德，合配乾之义，而坤道未光，蚕礼尚缺。以为宜依古式，备斯盛典。”诏曰：“昔天子亲藉，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蚕，以备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训也。今藉田有制，而蚕礼不修，由中间务多，未暇崇备。今天下无事，宜修礼以示四海。其详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参今宜，明年施行。”于是蚕于西郊，盖与藉田对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仪。先蚕坛高一丈，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在皇后采桑坛东南帷宫外门之外，而东南去帷宫十丈，在蚕室西南，桑林在其东。取列侯妻六人为蚕母。蚕将生，择吉日，皇后着十二笄步摇，依汉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画云母安车，驾六騩马。女尚书着貂蝉佩玺陪乘，载筐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诸太妃、太夫人及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世妇、命妇皆步摇、衣青，各载筐钩从蚕。先桑二日，蚕室生蚕着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质明以一太牢告祠，谒者一人监祠。祠毕撤馔，班余胙于从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坛，公主以下陪列坛东。皇后东面躬桑，采三条，诸妃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各采九条，悉以桑授蚕母，还蚕室。事讫，皇后还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设飨宴，赐绢各有差。
前汉但置官社而无官稷，王莽置官稷，后复省。故汉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无稷，故常二社一稷也。
晋初仍魏，无所增损。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一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祀。”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
《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亲耕故自报，自为立社者，为藉田而报者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
王景侯之论王社，亦谓春祈藉田，秋而报之也。其论太社，则曰王者布下圻内，为百姓立之，谓之大社，不自立之于京都也。景侯此论据《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则以置社为人间之社矣。而别论复以太社为人间之社，未晓此旨也。太社，天子为百姓而祀，故称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风雨。”以群姓之众，王者通为立社，故称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数不一，盖以里所为名，《左氏传》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众庶之社，既已不称太矣，若复不立之京都，当安所立乎！
《祭法》又曰，王为群姓立七祀，王自为立七祀。言自为者，自为而祀也；为群姓者，为群姓而祀也。太社与七祀其文正等。说者穷此，因云坟籍但有五祀，无七祀也。案祭，五祀国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礼》所云祭凡小祀，则墨冕之属也。景侯解大厉曰，“如周杜伯，鬼有所归，乃不为厉”。今云无二社者称景侯，《祭法》不谓无二，则曰“口传无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拟议而后为解，而欲以口论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当见思惟，景侯之后解亦未易除也。
前被敕，《尚书·召告》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义也。案《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无二，则稷无牲矣。说者曰，举社则稷可知。苟可举社以明稷，何独不举一以明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过而存之。况存之有义，而除之无据乎？
《周礼》封人掌设社壝，无稷字。今帝社无稷，盖出于此。然国主社稷，故经传动称社稷。《周礼》王祭社稷则絺冕，此王社有稷之交也。封人所掌社壝之无稷字，说者以为略文，从可知也。谓宜仍旧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时成粲义称景侯论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郑氏学。咸重表以为：“如粲之论，景侯之解文以此坏。《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诗》，即用此说。《禹贡》‘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为太社，封四方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复为立京都也。不知此论何从而出，而与解乖，上违经记明文，下坏景侯之解。臣虽顽蔽，少长学门，不能默已，谨复续上。”刘寔与咸议同。诏曰：“社实一神，而相袭二位，众议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旧，一如魏制。”
其后挚虞奏，以为：“臣案《祭法》‘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周礼》大司徒‘设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则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设王之社壝’，又有军旅宜乎社，则王社也。太社为群姓祈报，祈报有时，主不可废。故凡祓社衅鼓，主奉以从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书·召告》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诗》称‘乃立冢土’，无两社之交，故废帝社，惟立太社。《诗书》所称，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礼》之明典，《祭法》之正义。前改建庙社，营一社之处，朝议斐然，执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发明诏，定二社之义，以为永制。宜定新礼，从二社。”诏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