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每年七八月份，年轻的父亲总会用锄头挑着几枝酸枣回来，放在院子里让我们吃。我和姐姐就开始摘酸枣，边摘边吃，边吃边闹。枝条上长满针刺、绿叶，挂着青红的酸枣，吃起来有一种淡淡的涩味，夹杂着野草的清香，酸中带甜。我们从小吃酸枣，习以为长。
酸枣属于秋季早熟的野果，我们当地的核桃，苹果，梨，大枣，柿子都非常有名，唯独酸枣不伦不类，也无人理睬。从来也登不上大雅之堂。这种植物长在荒瘠的山沟边上，没有人为它们施肥，更没有人关心它的成长。它的生命力很强，漫延的程度很快，只要有土地，它们便长得很旺盛。 由于它们浑身长刺，很不容易靠近。所以影响到耕地的地方都会被人砍掉，它生长的空间就局限在废弃和没有多少价值的地方。但同时它又是枣树的母亲，人们在它的断臂上架接上枣树的枝，它便长成了枣树，身份也随之而变。但很多酸枣树长在悬崖陡坡上疯狂漫延，看得见够不着。特别到了熟的季节，只能望着酸枣流口水。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摘到的，我从来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后来我工作离开家乡了，吃不到新鲜的酸枣，也不觉得特别想念。最近几年听说酸枣的身价倍增，据专家检测它含有多种氨基酸，是调理内分泌不可多得的食品，甚至还被制成了价格昂贵的降血脂药品。几十年来，我多次回家探亲，由于节令不对，就没有机会尝到酸枣的味道了。如今每说到酸枣，便想起了父亲，就像吃不到的酸枣，我也再见不到父亲了，心里总是酸酸的。 一九六二年，国家困难下放了一大批工作人员，父亲也一下子从一位小学教师变成了一位真真正正的农民。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个另类的农民，身穿深蓝色的中山装，一张永远晒不黑的脸，以及一双长满老茧的手。有时候，在我的心里父亲有点像鲁迅笔下那位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与众不同。 父亲退职后，几乎就没有为家里争得多少钱。那时村子里实行的是大队核算，一个工分也就1角多钱，每年扣扣粮款，就所剩无几了，村子里的孩子没什么零食。一到立秋，酸枣就开始熟了。 我们自己去摘，可由于个子小，总找不到能摘的地方，大人们也不放心。父亲就想法设法给我们砍几枝回来，他挑回来的都是大枝大枝的。我们吃着，他在一边慈祥的看着。可酸枣毕竟是种上不了台面的小食品，果实又小，又没有多少的果肉，多数人都看不上它。但是我们这些农家孩子没有什么好吃的零食，每年都会吃很多的酸枣，它是我们幼小身体的“营养品”。 但酸枣在果品中依旧是一种尴尬的小食品，人们并不在意它的存在。这种植物的枝条还会扎着人，没有多少人会喜欢它。父亲或许就像一株这样酸枣吧，父亲不是个强劳力，干起活来也总是次于那些伯伯叔叔们。 尽管他很少有空闲的时间，但也是个干不好活儿的人，母亲的手巧能干，父亲更显得笨拙，在我们的心里母亲才是我们家里最重要的角色，父亲也就敲敲边鼓。我工作后，父亲在来信中常常告诫我，“为人要低调、谦和，少说多做。”但我从来不听，因为心里不接受这种涩涩的味道，也会忽略酸枣的存在。 有一段时间，我不知为什么会突然思念起酸枣来。是因为父亲走了，再也吃不上了。想起它那种清纯、不含任何杂质的味道，又酸又甜，仿佛人生之果，让人回味无穷。这种独特的小食品，没有哪一种果品和它一样。如同再没有人像父亲那样关心我，父亲的话是涩的。但回味起来却是真诚的，不含任何杂质，没有哪一个人说的话有父亲那样的直接诚实。 人们常常不在意曾经所拥有的一切。父亲一生的嗜好是看书，也爱讲故事，还有毛笔字写得不错，话语中总是充满了哲理。对我这个不接受传统知识的人来说，就像古代人一般。父亲的很多想法和周围人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懂得他的人不多，欣赏他的人更小。时代和土壤都没有给他任何帮助，在那贫瘠的土地上，他的生命没有发挥出真正的价值。心高命薄、内心孤独的父亲，有一种难言的苦涩，无法向人诉说。就连他苦口破心想教导自己的孩子，可我那时偏偏不领这份情。他太像那种酸枣了，虽然在我的身体中补充了无数的营养，默默的付出，而我却从来不懂的珍惜。 我这一辈子几乎再也没有多少机会吃到酸枣了，而我现在才知道酸枣也是一种很珍贵的小食品。如果父亲还在，我肯定会像发现酸枣的价值一样，去钻研父亲这本古书。对人生道理的认识就不会太肤浅了。他没有酸枣幸运，因为他走的时候我还没有读懂父亲，让他心存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明白父亲真正的价值太晚了，与他的生命擦肩而过。 生活中也许我们平常见惯的人和事，都可能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了父亲所说的“低调”，就是“空杯”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谦和”就是三合之中的“人和”，人不和如何在社会上立足。 “小说多做”就是“纳于言，敏于行”的为人处事的准则。那时父亲对于一个刚刚离开家、乳臭未干的花季少女是寄予了多么深的父爱啊！如今我读懂了自己的父亲，如同酸枣的价值。但无回天之力。不能让他重返人间，只能用这种拙笨的笔记下这点点滴滴，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2014年4月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