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八年。又到了春天……不过，让我先说几句话，谈谈米哈列维奇、潘申、拉夫烈茨卡娅夫人的命运，——然后就与他们告别吧。米哈列维奇经过长期漂泊之后，终于碰到一个真正的工作：他获得了一所公立学校的首席学监的位置。他对自己的命运十分满意，他的学生们都“崇拜”他，不过也会在背后滑稽地模仿他的动作。潘申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已经在谋取主任的职位了；他走路时已经有点儿拱腰驼背：大概是赏赐给他戴在脖子上的弗拉基米尔十字勋章①坠得他身子朝前弯了。在他身上，与艺术家的气质相比，官僚的气质已经占了绝对优势；他那仍然显得年轻的脸已经发黄，头发开始疏稀了，他也已经不唱歌，也不画画了，不过暗地里在从事文学写作：他写了一部小喜剧，一部像“谚语”之类的东西，因为现在所有写作的人都一定要“描写”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所以他也在这部小喜剧里描写了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而且私下里把它念给两三个赏识他的女士听。然而他还没结婚，尽管在这方面他遇到过许多很好的机会：这全都要归咎于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至于说到她，那么她仍然经常住在巴黎：费奥多尔-伊万内奇给了她一张期票，把她打发走了，以免她又会第二次突然到来。她见老了，也长胖了，不过仍然讨人喜欢，风度优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在小仲马先生的戏剧作品里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她对去剧院非常热心，那里的舞台上经常有害肺病的、多情善感的茶花女们在演出，她觉得，作一个像多什夫人②那样的人，是人类幸福的最高境界：有一次她宣称，对于自己的女儿，她不希望她会有比这更好的命运。但命运会让mademoiselleAda③摆脱类似的幸福，对此是应该抱有希望的：阿达已经从一个面色红润、体态丰满的孩子变成了一个肺部不健康、面色苍白的小姑娘；她的神经已经是病态的了。为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倾倒的人已经减少了，但是并未绝迹；大概，她会把其中的某几位一直保留到自己生命结束的时候。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当中对她最热心的是一个姓扎库达洛-斯库贝尔尼科夫的人，他是个退役的近卫军士官，约摸三十八岁，身体异常健壮。拉夫烈茨卡娅夫人沙龙里的法国客人们管他叫“legrostaureaudel’Ukraine”④；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从不邀请他参加自己时髦的晚会，可是他完全博得了她的好感——
①十一世纪至十五世纪，基辅、波洛茨克、谢尔普霍夫等几个公国的大公名字都叫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十字勋章就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
②多什夫人（一八二一-一九○○），法国女演员，茶花女的扮演者。
③法语，意思是：“阿达小姐”。
④法语，意思是：“一头从乌克兰来的膘肥体壮的犍牛”。
那么……八年过去了。从空中又飘来了春意，把春之幸福的光辉洒满人间；春天又向大地、向人们微笑了；在春之神的爱抚下，一切又开始含芳吐蕊，开始钟情，歌唱。在这八年时间里，O市很少变化；可是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房子却好像青春焕发了：不久前粉刷过的墙壁闪着白光，给人以一种亲切的感觉，敞开的窗户上，玻璃在夕照中披上了玫瑰色的晚霞，光彩四射；年轻人响亮、轻松的欢声笑语从这些窗户里不断传送到街上；整幢房屋似乎生活沸腾，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房屋的女主人本人早已进入坟墓：莉莎出家去作修女两年之后，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就去世了；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也没比自己的侄女多活多久；她们俩并排在城市的一处墓地里安息了。娜斯塔西娅-卡尔波芙娜也已不在人世；这些年里，这位忠诚的老太婆每星期都到自己女友的遗骸前去祈祷……轮到她的时候到了，她的遗骨也已经在潮湿的泥土里长眠。然而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房子并没有落到别人手里，没有脱离她的家族，巢还没有毁掉：莲诺奇卡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美貌出众的少女；她的未婚夫是一个淡黄色头发的骠骑兵军官；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儿子刚在彼得堡结了婚，和自己年轻的妻子回O市来共度春光；他的妻妹——一个十六岁的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双颊红润，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舒罗奇卡也长大了，而且比从前好看了；——就是这样一群青年人使卡利京家的四壁响彻了欢声笑语。房屋里一切都变了样，一切都与新主人们协调一致。没留胡子的家仆，爱开玩笑、爱逗乐的小伙子们取代了从前那些循规蹈距的老仆人；长肥了的小狗罗斯卡曾经傲然踱步的地方，如今已经是两条猎狗在激烈地追逐玩耍，在沙发上跳来跳去；马厩里养了些身躯细长、筋肉强壮的小走马，剽悍的辕马，鬃毛编结起来、拉车很卖力气的拉梢马，用来乘骑的顿河良种马；早、中、晚三餐的时间全都打乱了，混淆起来了；照邻居们的说法，就是，现在实行的这一套“从来也没见过”。
在我所说的那天晚上，卡利京家的年轻人（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是莲诺奇卡的未婚夫，他也只有二十四岁）正在玩一种相当简单的游戏，不过，从他们友好的哈哈大笑声中可以听出，对于他们来说，这游戏是很有趣的：他们在各个房间里跑来跑去，互相追逐；那两条狗也在奔跑，吠叫，挂在各个窗前笼子里的几只金丝雀也争先恐后，竞展歌喉，用它们嘹亮、狂热的啁啾声来增强满屋子里的喧闹声。就在这震耳欲聋、吵吵闹闹、玩得最起劲的时候，一辆溅满泥污的四轮马车驶抵大门口前，一个约摸四十五岁、穿一身旅行服装的人从马车上下来，十分惊讶地站住了。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用关切的目光把这幢房子打量了一番，然后从便门走进院子，慢慢地走上台阶。前厅里没有任何人迎接他；可是大厅的门很快敞开了——从里面跑出了满脸通红的舒罗奇卡，转瞬间，紧跟着她，又高声叫喊着跑出一群年轻人来。他们看到一个陌生人，都突然站住，不作声了；不过那些注视着他的亮晶晶的眼睛，目光仍然是亲切的，那些精力充沛的脸上，笑容也没有收敛。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儿子走到客人面前，彬彬有礼地问他有什么事。
“我是拉夫烈茨基，”客人说。
回答他的是一阵友好的欢呼声——这倒不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对这位来自远方、几乎已被忘却的亲戚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而只不过是因为，一有合适的机会，他们随时都会高声叫喊，喜不自胜。拉夫烈茨基立刻被他们包围起来：莲诺奇卡作为一个早就认识他的熟人，首先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而且让他相信，只要再稍过一会儿，她准会认出他来，接着把其余的人一一介绍给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叫他的小名，就连自己的未婚夫也不例外。这一群人穿过餐厅，走进了客厅。这两间屋里的墙纸已经换了样，不过旧家具都保存了下来；拉夫烈茨基认出了那架钢琴；就连窗旁的绣花架也是当年的旧物，还摆在原来的位置上——而且架子上那幅尚未完成的刺绣，也几乎和八年前一样。请他坐在一把舒适的安乐椅上；大家都彬彬有礼地在他周围坐下。询问，叹息，叙述，争先恐后，接连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