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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六月，怀胎六个月的我从长沙飞回新疆老家养胎。十点出发，安检，检票，托运，登机，空中275分钟，落地乌鲁木齐机场T1航站楼。再紧急搭乘40元的机场出租转至T2航站楼，再次“新疆式”安检，检票，托运，登机，空中飞行50分钟落地伊犁。
伊犁机场地理位置较偏，我和母亲两人搭乘机场出租前往客运站。错过了直达村上的大巴，不得不转至县里，再从县里碾转搭乘通往村上的小面包车。 那天的长沙阴雨绵绵，隔着两个多小时的时差和四千多公里的路程，新疆则是天朗气清，碧空万里。太阳高高挂在院落的白杨枝头上，不遗余力地挥洒着光芒，它不曾像我这般急切的渴望归家。 我就是在这艳阳下推开了家里的铁大门。 我家的房子是老式的廊台格局，上三层台阶至开放走廊，走廊宽两米，三间屋子，一间厨房。 我的奶奶正坐在中间的台阶上晒太阳，她的身子倚着上层台阶，两条腿四仰八叉地落在下层台阶上。奶奶身后的柱子旁放着两株年岁长久的超大盆三角梅，母亲在花盆内搭了粗枝梢，花藤经过几年的爬藤，已经将枝梢盘的满怀。三角梅花开的一簇簇，争相求红。 我的奶奶穿着她钟爱的赭石色棉衬衣，三角梅的艳衬的她脸色更显蜡黄，她的眼睛已经不怎么明朗，待我走近，她脸上的皱纹像复活的毛毛虫，爬行着挤出一个讶异的表情。 我从小到大和奶奶睡在一起。 我有两年多没见到她了。 我的童年记忆基本分为老屋和新家。我们家的老屋是传统的泥土房，外观无缘美观，却也被我勤劳的母亲收拾的整整有序，窗明几净。 我那未有印象的爷爷大概是个极为勤快的人，将这个小院整理的无所不包，简直是个百宝箱。苦仁杏，甜仁杏，红樱桃，白樱桃;光苹果树就分红富士，黄香蕉，红蛇果，冬苹果;有梨树，核桃树，李子树，桑椹树，枣树。 到了夏天，吃西瓜，吃甜瓜，没什么可吃的，就下地揪个黄瓜，西红柿。墙角种了大豆，就煮上一锅大豆，外院玉米熟了，就煮上一锅玉米，我们一大家族总是围在一起享用。 而这些关乎美味的记忆，在我们搬家后就所剩无几了，尽管老屋和新家只隔了三十米远的距离。 现在看起来款式老旧，陈设乏味的新家在当时我的眼里获得了极高评价，减分的则是新家那空荡荡的院子。 新家院子只在外围种一排白杨树，和围墙边角的那棵不太美味的小杏树，别无其他。 新院的乏味让我对一切看起来能吃的东西跃跃欲试。 新房的对面，是一片庄稼地，后来兴起野酸梅的时候，对面种了大片的野酸梅，过了小马路，跨了小溪，是一堵矮泥墙，为了防盗和防畜，矮泥墙内种着一排野杏树。 野杏树不同于甜杏树。老屋的两棵杏树枝干粗壮，拔地而起，上了枝梢，叶茂果繁。我们常常爬上树，跳上邻居家的矮棚，采个大丰收。 野杏树则枝干躯小，且枝丫繁杂尖锐，那杏子更是说不上的酸涩麻，我基本尝便了那一排杏树的果实，所以才会说用它来防盗防畜嘛! 至于老屋，我和表姐秀曾经有过几次偷鸡摸狗的经历，我们绕过二伯家的后院，爬过老屋那只有一米高的泥墙，溜到杏树下面捡杏子来吃。 我也曾经和好友琴去她家的那片杏林采摘，那是一条非常远且曲折的路，我们必须三绕四转才能到达。那片杏林紧挨着我家的田地，大概二百米的地方就是延绵的山丘。你看看，我们为了吃，可是走到了山根脚下。 纵然我对杏子的执念过于深，也不得不离乡南下，奔波几秋，那些以杏饱腹的日子已经相去甚远。 我记得那天的黄昏，夕阳西下的时候，从我家围墙望过去，透过院边的白杨树，看着太阳像一个大苹果被大山一口一口吃下去，那时的西边是红灿灿的火烧云，那是大苹果散发着出的最后的余香。 我的奶奶，在红苹果的余香里，带着小腹隆起的我走到后院的杏树前。那是刚刚种植两年的“吊死干”品种小杏树，还无法结很多果实。 我扶着奶奶走下一层高台阶，她用那双布满老年斑的干巴巴的手拨开一条嫩枝丫，又拨开几层幽绿的树叶，我看到，那里结着一颗大杏子，那颗杏子还泛着绿，这种没有完全成熟的杏子最为脆口。 我的奶奶，这个固执倔犟的老太婆悄悄给告诉我：“今年长的不多，还没熟的时候，你的嫂嫂们就开吃了，我藏起来，她们都没看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