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学生的关心面那样狭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环境不鼓励，甚至于试图阻碍，他对书本以外的兴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没说过这句话：“你只 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大学以前这样说，为了应付联考。进了大学之后这样说，为了应付留考、托福、高考、研究所人考等。“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 么都不要管” 这个金玉良言是应现代科举制度而产生的。读书的目的在求技能，用来敲开一层一层考试的门。研读哲学、历史、文学、经济等等，都不是为了增加人生的智慧与了 解，而是为了取得谋生的技术。因为这种技术与人生无关，所以可以“什么都不要管”。可是这个金玉良言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在“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的前提 下，书，根本就不可能读得好。譬如读经济，一个学生可以用课本里的各种定义与学理来解释“通货膨胀”，可是要他分析为什么公务员的薪水要加百分之八他却目 瞪口呆，我们能说他书读好了吗？譬如读文学，他可以熟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洋洋洒洒地写篇论文讨论制度与个人的关系，但是要他对江南案件提出看法，他 却一片空白，我们能说他把书读通了吗？这个大千世界可以说是各个学科的实验室。学生在黑字白纸之间所学到的理论与例证，都还是抽象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识带 到人生的实验室里去观照验证之后，知识才能落实。要我们的学生封闭在大学的围墙里“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等于是把学问与人生割离，也等于要学游泳的人在岸 上靠图解学游泳，却不沾水，或学解剖的人在暗室里看幻灯片学解剖，却不动刀子。
我们的学生不会“闹事”，因为“闹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张——不是报纸社论，不是老师的看法，同学的意见，而是自己的主张。对我们单纯、天 真的学生而言，独立作价值判断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什么？高三那年，开始上三民主义。有个沉闷的下午，我在课本中看到一句话：“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 的主义。” 就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结论。我以为自己漏掉了编者解释引证的部分，把课本前前后后翻过，却找不到任何阐释。十七岁的我坐在书前，感觉到深深的挫折：要达到 这样一个结论，课本编者应该一步一步来，先解释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然后说明其他主义如何的不适用于中国社会，最后才能逻辑地演绎出“三民主义是最 适合中国人的主义”这个结论。可是编者显然觉得这些辩证的过程毫无必要。 第二天，在课堂上我请求老师解释“为什么”。老师很惊讶地望了我一眼，好脾气地一笑，回答：“课本这么写，你背起来就是。联考不会问你为什么。” 在我早期的求知过程中，这个小小的经验是个很大的挫折。基本上，课本编者与授课老师并不认为学生有自己作判断、下结论的能力，所以才会有这种“你别问为什 么，记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态度。他们因此所剥夺于我的，是我求知的权利与独立判断的能力。现在的教育方式和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者仍旧习惯于供 给“结论”，仍旧不习惯供给学生“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找结论。最能够反映这种现象的莫过于作文题目了。多少年来，任何考试中，学生面对的总是什么“学问 为济世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满招损、谦受益”之类的金玉良言。所谓金玉良言说穿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代下来的“结论 ”。出这种约定俗成的题目可以塑造学生的思想，使他更紧密地成为传统的一分子，有它教育的意义。但是这种思想传递根本上就不容许独创，不容许学生下自己的 结论。如果教育者真正的兴趣不在于学生对传统的妥协与认同，而在于他独立判断的能力，那么同样的题目就应该以疑问的方式出现：“一分耕耘确能导致一分收获 吗？”‘你是否同意学问为济世之本？”或者以挑战的方式：“试辩论‘忠勇为爱国之本’一说。” 只有这样不“既定结论”的思想训练才能真正刺激学生睁着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身边纷扰复杂的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理出头绪来。当我们的教育者习惯性地把作好的 结论抛下，学生也就懒惰地把结论照章收下；他不需要辛辛苦苦地去思索、摸索。
在我们的环境里，一个能关心、能判断的学生，却也不太可能有任何道德行动。一般教育者对学生行动采取压抑与抵制的态度，目的在求校园的稳定。 有一个专科学生被同学指控偷窃，教官在原告的带领之下也确实在该生书包中找到赃物，但是在没有听过被告辩解之前，就令这名学生退学。几个大胆的同学出来主 持正义，要求学校给被告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事情结果如何不论，学校当局对这些挺身而出的学生却有个斩钉截铁的态度：“去读你的书，不要多管闲事。谁闹 事，谁就记过。” 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公民伦理课一再地教导学生要见义勇为，要当仁不让，要择善固执，学生一旦实践了这些美丽的道德理想，我们却恐慌地去压制他？学生对学校 措施有所不满而投书、开会、抗议的时候，不正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机会，帮助学生学习如何去理性地、公平而民主地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反而以记过处分作为…… 的手段？为了表面的安静稳定而扼杀年轻人的正义感，代价是否太高了一点？敢于表达意见、敢于行动的学生在一次两次的申诫记过之后，当然也学会了保护自己； 他发觉，这个社会根本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气或正义感。
我们的大学生是不会“闹事”的一群。在考试、舞会、郊游的世界中，没有什么值得“闹事”的题材。在是非善恶都已经由父母师长孔子孟子下了结论 的世界中，没有什么难题值得重新省思、费心判断。在明哲保身、少做少错的环境中，更没有什么“闹事”的余地。我们的大学生天真、单纯、安分、听话。可是， 如果“闹事”也可以解释为“以行动来改变现状”的话，我们这不会闹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忧虑了。四年一过，他就成为社会中坚——一个不懂得关心社会，不会判 别是非，不敢行动的社会中坚！公车应不应涨价？不清楚。路边水管爆破了，不是我的事。公营机构亏了多少纳税人的钱？不知道。核电厂会不会贻害万年？不知 道。上司舞弊应不应告发？不知道。台湾往哪里去？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一个满足现状的民族不可能进步，但是要对现状不满，一个人必须先有所关心，用心观察，观察之后作判断，判断之后付诸行动。关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对于生于 斯长于斯的土地的一份爱，但是空有感情无济于事，它必须有冷静的理性的支持——判断与行动需要坚强的理性。台湾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已经有许多人在关 心、判断之后开始了行动。最好的例子是消费者基金会的推动者，他们已经“闹”了不少事。台湾需要闹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以妇女问题来说，我们现有的妇女组织 还停留在献花、慰问、穿漂亮的衣服开慈善晚会与孤儿拥抱的阶段。在同样的社会版里，我们读到七岁的男孩被母亲活活烫死、十岁的女孩被卖到妓女户、十三岁的 女儿被养父强*而怀孕、三十岁的妻子被丈夫打断肋骨——我们天真可爱的校园美女觉得将来没事可关心、可 “闹”吗？ 又是一个学期的开始，让我们想想从哪里做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