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盖布泽的时候已经九点半了，大街上都热起来了，早晨的凉爽也都无影无踪了。我马上走进了县政府，写了一份申请并签上了名字。一个职员看都没看就给编了号，我马上想像到一位历史学家三百年后从废墟里找到这份申请，想从中找出什么含义来。史学研究是一项令人高兴的工作。
我想它虽然是项令人高兴的工作，但也是需要耐心的一项工作。这样一来，我为自己的耐心而感到骄傲，就自信满满地开始工作了。两家小店的老板在扭打过程中双双丧命的案子马上引起了我的注意。人们为两个打斗者做了礼拜，把他们安葬了，事情都过去很久了，两位死者的家属还一直在法庭上相互控告对方。目击者们详细地讲述了伊斯兰教历998年5月17日那天两人在市场中央是怎样手持匕首刺死对方的。因为今天早上我把那本能把伊斯兰教历转换成公元纪年的册子带在了身上，就打开来查看了一下。是1590年3月24日!也就是说事情发生在冬天。但在抄写的时候在我眼前浮现的一直都是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也许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三月天吧。接下来我看到了一份笔录，是关于一个买主要把自己花六千银币买来的一个脚上有伤疤的阿拉伯奴隶退还给卖主的故事。买主愤愤不平地让人清楚地记录下了自己如何被卖主的话欺骗以及奴隶的伤口是多么的深。然后我看到了有关一位遭伊斯坦布尔人反对的发迹地主的一份记录，从另一份法庭记录还可以了解到这个人二十年前在码头当巡更的时候曾因犯法而受过审判。我努力想从诏书里找出这个叫布达克的人在盖布泽都干过什么勾当。我好像已经不再追踪瘟疫而开始追踪他了。我大概弄明白了这些：有一次他把一块并不存在的土地登记在册，表明它确实存在，在自己掏腰包为这块土地支付了两年土地税之后，他用这块地换了一个葡萄园，然后给那块并不存在的土地的新主人使了个绊子，从而彻底摆脱了这件事。或者说我主观上套在布达克头上的这个故事，并没有被法庭记录所推翻。我费了不少心思来编这个故事，而这故事中的有些情节从这些记录中得到了证实。看到我编的故事还从别的记录中得到了证实，我非常高兴。布达克开始用从葡萄园里收获来的葡萄在另一个人的牲口棚里酿制葡萄酒，也偷偷地开始着手从事葡萄酒的买卖。他在买卖中雇的一些人在法庭上控告了他，对此，他在法庭上比他们更凶狠地对他们进行了攻击。接着，我了解到他让人在盖布泽建了一座小清真寺。这时候，我惊讶地回想起，历史老师那本提到盖布泽一些名流的书里面有几页讲的就是这个人以及那座清真寺。他印象中的布达克与我印象中的完全是两个样子：那本书里写的是一个值得尊敬、稳重、照片可以被收进高中历史课本的奥斯曼人，我印象中的布达克则是一个奸诈而又本领高强的骗子。我正想着我究竟能不能编出一个不和有关布达克的记录相矛盾、内容更丰富的新故事的时候，勒扎告诉我午间休息时间到了。
我走了出去，为了避开新街的炎热，我沿着长有荨麻树的过道走到了旧市场。往上，我一直走到了清真寺。天气很热，院子里连个人影也没有，不远处的汽车罩盖修理店传来了捶捶打打的声音。我转过了身，因为还不想马上就吃饭，我就向咖啡馆走去。走过一条小巷前时，一群孩子中有一个在我身后喊了一声“胖子”，我没有转身看看其他人是不是都在笑。我走进咖啡馆里坐了下来。
我要了一杯茶，点了根烟，开始想史学研究是一种怎样的工作。它应该是有别于写写文章、把一系列事件编写成故事的另外一种工作。也许是这样的：我们寻找一堆事件的起因，然后用别的事件来解释那些事件，而我们的寿命不足以让我们再用另外的事件来解释这些别的事件。我们不得不把此事搁置在某处，其他人从我们搁置的地方又把此事继续下去，但是他们开始的时候会先说我们用错误的事件来解释了某些事件。当我的博士论文及晋升副教授的论文里提到前人的论著的时候，我也做过同样的事情。我也相信我是正确的。每个人都说故事是另外一种样子的，或者说应该用另外一个故事来解释。他们事先也知道这个“另外的”和“新的”故事。他们所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去把它从档案室里找出来。这样一来我们用注释和文件编码来装饰我们的故事，再通过装腔作势的文章、隆重的会议把这些故事展现给彼此，我们都努力维护自己写的故事，努力推翻其他人的故事来证明自己的故事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