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来一看，太阳已经照在了我的肩膀上。鸟儿站在枝头，我爸爸妈妈则在里面说起话来了。
“哈桑昨天几点睡的？”我爸爸问。
“我不知道，”妈妈说道，“我早就睡了。你还要点面包吗？”
“不，”我爸爸说，“中午，我会回来看看他在不在家。”
之后他们都没有说话，但是鸟儿却没停嘴，我躺着，听着鸟儿的叫声和飞驰赶往伊斯坦布尔的汽车声。而后，我从床上起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倪尔君的梳子，又重新躺了下来。在从窗户进来的阳光下我看着那梳子，我就那样躺了一会儿，想着。一想到我手中拿着的这个东西曾在倪尔君的发丛中最僻静的角落里滑过，我就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然后我悄悄地从窗户钻了出去，从井里打水洗了脸，感觉自己好多了，就像我半夜时想的那样，我不认为我和倪尔君不能在一起，不认为我们俩不是同一个世界里的人。我进了屋子，穿上了我的泳衣、裤子和塑料鞋，把梳子装进了口袋，就在我要出去的时候我听见了门口有声响。很好，我爸爸要出去了，也就意味早餐吃土豆、奶酪和橄榄时我再也不会听到生活是多么的艰辛、高中文凭又是多么的重要的话了。他们在门口说着话。
“告诉他，今天要是再不坐下来学习的话……”我爸爸说着。
“昨天晚上他坐那儿学了呀。”我妈妈说。
“我去了花园，从窗户看了看屋里，”我爸爸说，“他是坐在桌子旁，但并没有在学习。一看就知道他的心思在外面。”
“他会学的，会学的！”妈妈说。
“他自己知道，”瘸腿的彩票贩子说道，“不行的话我还会把他送到理发店去当学徒。”
然后我听见他一脚深一脚浅地离开了。他嗒卡嗒卡地走了以后，我出了房间，到了厨房，开始吃饭。
“坐下，”妈妈说道，“你为什么站着吃饭？”
“我这就要走了，”我说，“不管怎么样，不管我怎么努力他都不会知道，我听见我爸爸的话了。”
“你别管他，”她说，“快点坐下来好好吃!我给你倒杯茶，你要吗？”
她十分爱怜地看着我。突然我想我有多么喜欢我妈妈，有多么讨厌我爸爸。我很可怜我妈妈，我想到因为我爸爸有段时间老打她，以至于我没有其他的兄弟。这是遭的哪门子罪?但是我的兄弟就是我妈妈。我想，我们就好像不是母子，而是兄弟，上天为了惩罚我们而让我们住在这个瘸子的家里，靠他卖彩票赚来钱，你们能过什么样的日子就去过什么样的日子吧，老天好像就是这么个意思。是的，虽然我们的状况还不是很糟糕，我们班里还有比我们家更穷的，但是我们连个店老板都不是。要是花园里没有土豆，没有青豆，没有辣椒，没有大蒜，为了放进锅里做饭的那些东西，我漂亮的妈妈就不可能从那个卖彩票的吝啬鬼那里拿到一分钱，或许我们都会饿着。一想到这些，我突然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妈妈，把这个世界讲给她听，告诉她我们是大国的玩物，告诉她这个世界上还有共产主义分子、唯物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其他的东西，还要告诉她以前臣服于我们的那些民族，如今我们是如何落到了不得不向他们伸手讨要的地步的。但是她又理解不了，她只会抱怨自己不幸的命运，但就不会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她还在看着，我烦了。
“不用了，妈妈，”我说，“我这就走。我有事。”
“好的，我的儿子，”她说，“你自己看着办。”
很好，漂亮的妈妈!但紧接着……
“那就别回来得太晚，你爸爸中午回来之前要学一会儿。”她说。尽管如此，她还是我的漂亮妈妈。
有那么一阵儿我在想我要不要点钱，但是我没有要，我出了门，走下山坡。她昨天给过我五十里拉。雷吉普伯伯也给过二十里拉，我打过两次电话，花了二十里拉，还有十五里拉的肉馅烤饼，还剩下三十五里拉。我从口袋里掏出看了看，是的，我就是有三十五里拉，算这个账既不需要对数函数也不需要开平方根，但是让我留级的那些人、所有的那些老师和先生们的目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想让我留级，想让我作难，他们想让我一直作难，直到学会屈服，好让我养成知足的习惯。我知道，在你们看到我养成了这种习惯的时候，你们会很开心，会很高兴地说他已经学会了生活，但是，先生们，我不会去学会你们所谓的生活，我要手里拿着枪来教你们——那时，我会告诉你们我要想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开着车，飞快地从我身旁经过，朝坡上开去。我一看，对面的工厂里也在罢工。我烦躁不安了起来，想做点什么事情，至少想要去一趟协会，但是我担心会只有我一个人呆在那儿——要是我抛开穆斯塔法和塞尔达尔，自己一个人去会怎么样?我想，独自一个人，就连于斯屈达尔我都可以去。给我一个好的、正儿八经的任务，在墙上写标语、在市场里兜售邀请函对于我来说是不够的，给我一个大的任务，我会跟他们这么说。有一天，电视里、报纸上也会提到我。我这么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