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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父亲那个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车间，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瞬间耳际嗡嗡作响，险些栽倒在地。 “姑娘，你赶紧回来一趟吧，三儿住院了。” 我并未来得及问个详细，父亲接下来的那句话就让我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晕倒了，一直没醒，还在抢救呢。” 我连夜赶回了家，八百公里以外。 父亲坐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口，背靠着墙壁，本就瘦小的身躯显得那么脆弱无助。六十六岁的年纪了，加上两个昼夜的蹲守，胡子拉碴的模样，将这个小个子男人的颓废尽显。 “爸，你躺会儿，我来等。” 看到我的那一刻，他稍微的松了口气，只是稍微，继而摸出一盒皱巴巴的烟。 “那好，我出去抽一根。” 可能是蹲久了的缘故，父亲有些踉跄。 这一夜，等候三儿的人从一个变成了一双，我们都同样焦虑。许是想缓解一下这种沉闷的气氛，父亲在交待了三儿的病情之后，没来由的说了一句： “你妈命太苦了。” 我一直低头沉默，绝大部分原因是不想父亲看见我眼里的泪水。良久的沉默之后我还是开了口。 “我妈那是命好。” 说这话的时候我问过自己的良心，在走过的日子里，母亲确实经历了太多，可正是因为这些经历，让我们收获了同样的满足，有增无减。 三儿是我弟弟，我们俩姓熊，而父亲，他姓库，库银元。父亲和母亲属于半路夫妻，到现在，他们走过了三十年。母亲在生下我和姐姐后有了三儿，熊爸爸也算有一技之长，每年总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在家。他是一名割漆工，和村里的人搭伙，在陕西的老林里，查漆寻树。这是我们全家的生活保障，一季下来，能挣个一千出头。当然，这是八十年代的收入。 得知生父失足消息的时候三儿才六个月，是在母亲的肚子里六个月。母亲发疯一般的在家人陪同之下去了陕西，只是再也没能带回熊爸爸，她和三儿送了熊爸爸最后一程，然后，就狠心的将他留在了那片他熟悉的山林。 母亲为这个家添了一个男丁，却没能冲淡哀愁。对于母亲当时的想法，我无从得知，也不敢问起，总之，库银元来到我们家的时候，三儿才八十天，八十天整。没有婚礼，奶奶(库银元母亲)送来一块大红的帘子，黄色的“鱼水情深”字样，在卧室房门一挂，便算成了家。 库银元身高不足一米六，老实，来我们家的时候三十六岁。对于这个年龄的乡下男人，他早已和“老光棍”挂了勾。绝大部分时候，我都不和他说话，只是悄悄地观察，看他会不会虐待三儿，再偷听他和母亲的谈话，看他会不会让我们改姓。做这一切的时候我才五岁，村里人总笑话说“库家那丫头以后就不叫熊猫了”，对，我叫熊猫，因为姓熊，加上从小长得胖，从而得源于这个绰号;他们还说，三儿还小，改姓他也不知道。母亲什么也不说，库银元也保持沉默。 三儿至今姓熊，而母亲和库银元没有再育。“鱼水情深”的帘子还在，红色泛了黑，黄色依旧亮丽。 库银元没有出过门，我回想过了，他去过最远的地方，估计就是市里的火车站。 那年我十五岁，和姐姐一样，我也即将踏上南下的列车。母亲给我煮了很多鸡蛋，还有炒熟的花生米，伙同几套衣服，全部塞进了一个牛仔布的背包里。库银元只是蹲在门边抽烟，听着母亲一遍遍地叮嘱，不时也插上一句： “吃亏是福，别和人家吵架，在外面过不惯就回来，我和你妈都在，至少咱家有吃的，有地，饿不死。” 是库银元送我出的门，天还没亮，我一直在哭泣，没敢和母亲道别。母亲躲在那块“鱼水情深”的帘子后面，我知道她彻夜未眠，先是在我的床前久坐，抽噎，然后就在里屋走动，我一直听着，直到鸡叫过后，便听见母亲在厨房里忙碌，柴火噼里啪啦地响着，吵得我再也没能入眠。 库银元背着那个牛仔布包，我空着手跟在他的后面，他还能勉强说个笑话，有强撑的苦涩，再细数着我们成长的点滴，又感慨时间好快，明明记得我还是个躲在门后的小丫头，转眼就要离家了。我没有和他说一句话，只是哭，直到他把我送上火车，隔着车窗看着我，还在大声地叮嘱着，这一刻，我突然觉得不想离开。那是我十五年以来最勇敢的一次，即使哽咽地说不出一句话，我依然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泪水，定定地望着库银元，用圆珠笔在手心上写下了四个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