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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娘在去年二月中旬病情沉重的时候，虽然没有断饭食，却完全断了饮水。她老人家弥留之际，有个把星期的吼叫打胡说，可是没有要喝水的语言，没有需要喝水的手势。小便也失禁，似乎是在不停地屙。她整个人已经瘫痪，只能由着她在床上屙。唯一的办法是我总在不停地为她换尿布。在老娘“撒手走了”以后，我拾掇她的被褥，那芦席、衬单、垫被子、棕床全都是湿漉漉的，临装棺入殓，给她最后一次换上的好几条裤子也湿了。亲戚朋友来看望，悼唁，都奇怪我的老娘肚腹中哪会有那么多的水？！
这个答案，只有我——她唯一的独根苗儿子知道，我老娘的一生，确实是满肚子苦水啊——
我母亲一岁的时候，她的母亲病死了，两岁时候，又遭意外祸殃亡故了她的父亲。于是，还很小的她就接连失去了父母的痛爱与呵护，跟随着一个哥哥两个嫂子（一夫两妻）慢慢朝前混日子。她的哥哥是关心她的，可是怎么样也没有当爹娘的细心，且还要受到两个妻子的钳制。我的老娘就在两个嫂子时不时的作弄和哥哥的关爱的夹缝中生存，好不容易长到了16岁，没有等到完全有成人的知识，就嫁到了我们陈家，跟了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在弟兄中排行老幺，我的母亲也只能算老幺——最小。俗话说“三人同行，小的吃亏”，我的母亲既要孝敬公婆，还要敬奉两个哥哥和妯娌嫂嫂。一家人都有支派我母亲的权力，都可以使唤她做事情，她却不能够支派任何人帮她做一点事情。家务活诸如砍柴做饭，织布纺线，洗浆补连都指靠着她。那时候的母亲，抱磨杠推磨是歇手，抱着碓锤冲米是歇脚。
1949年元月竹山县解放，我的母亲随着全家人从房县深山回到了宝丰老家园，也只过了几年舒心日子。在她二十三岁、我一岁多的时候，因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被1953年的“肃反”运动肃了反——判处有期徒刑三十年！
这对年仅二十三岁的母亲来说，简直是五雷轰顶！偏偏我的大伯和祖母还要说“无庄不寄牛”（意思是说我的父亲已经不存在这个家庭），要变卖活人妻子另作价、作嫁。这真是朝母亲心灵的伤口上抹盐、淋辣椒水哟。母亲奋起抗争，说如今已经是新社会了，她不可以受祖母与大伯的左右，誓死不另嫁他人，领着我和三岁的哑巴姐姐自立了门户。在吃完父亲教书一个月的薪水—一斗三升苞谷以后，就开始一样样变卖她的嫁妆桌椅柜屉。除此项来路，没有任何人来支持一下，帮助一点，接济分文。
在我成长的漫长岁月中，母亲把我当做她人生希望的灯塔，照耀着她为延续我的生命而去挑黄豆打豆腐，没日没夜地纺棉线织土布，跟随农村建筑队上砖抛瓦筛沙拌石灰挖土踩泥巴，什么脏活重活她都干过，还得在那沉重的劳作中承受阶级斗争的政治歧视。作为地主子女和“反属”双料“黑五类”的母亲，还要接受街道上的专政和改造，清扫街道疏通水道无穷无尽的义务工要随喊随到。连那些说不清道不明是不是贫下中农的人都可以恶狠狠使唤我的母亲给他们干他们不愿意干的家务活。不去的话，就说你不老实，就要开母亲的斗争会！
老天不开眼，什么样艰难的事情都要朝母亲身边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了祖母和大伯，还是我的母亲在手无分文钱的情况下，卸下老屋子的楼板，钉成木匣子，好歹也算安葬上了山。从此，饿得黄肿如佛的大伯的两个儿子的吃喝穿戴，也压到了我母亲的身上，不知道是什么毅力什么信念支撑着她，把一家四口慢慢朝前撑！等到我的两个堂兄端上了国有企业的铁饭碗，母亲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1973年春，积攒了一生也只积攒了71元钱的母亲，为我办了婚事——母亲又长长松了一口气，并且像在她的人生事业道路上树起了一座里程碑，又开始为两个孙子打算。
粉碎了“四人帮”，我的父亲也无罪释放。但此时的父亲已经是年逾近古稀的人了。他回来的第三年，我被县里“特招”，偕妻携子进了县城，走上了专业文艺创作道路。母亲说我的工资低，不足以养家糊口，压根就不提说要我给她和父亲的生活费用，而是在家乡小镇摆起了服装摊子，自食其力。年逾花甲的母亲，每次提货，要跑武汉，到襄樊，不知道身背沉重货包的母亲是怎样钻的火车，如何挤的汽车，又比年轻人多出了几多蛮气力，受了几多意外的苦楚？！
1990年冬天，父亲一病不起，扔了母亲三十年没能关照的他却又永远扔下了母亲。可是，孤苦伶仃的母亲却不愿意进县城来与我们同在一起生活。她说她卫生习惯不好，惹我妻子生气不好；为她，伤了我和我妻子的和气更不好。她只有个小要求，要她最喜欢的大孙子经常回老家去看看她就行。万不料，对我母亲感情最好的大孙子却在1995年秋因重病夭亡！母亲的精神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照样还是不进城里来住。
2003年冬天，母亲夜晚起床跌坏了腿，再也不能自理生活了，这才无可奈何地住进了我的家。可是我们忙着上班，忙着出去闲玩，很少陪母亲说话，一生在街道上高喉咙大嗓门说话惯了的母亲，一下子沉默寡言了，精神支柱完全跨了下来，以至于紧接着全身瘫痪，再也没有站起来，睡进了棺材。他的一生的苦楚苦处，没有向谁诉说，沤成了满腹的苦水，无处宣泄，直到停止了生命才无遮无拦地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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