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中，我怎么也无法连续进行幻想，我开始感到一种遏制不住的需要，急切地想投身社会。急切地投身社会也就是我想去拜访我的股长安东·安东内奇·谢托奇金。他是我毕生惟一与之常来常往的人，对这个情况现在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但是也只有在我心情特别好，我的幻想达到了这样幸福的境界，以至于我一定想而且立刻就想与人们拥抱，与全人类拥抱的时候；而为了做到这点，就必须至少拥有一个人，一个真实存在的人——除非在这时候，我才能去看他。但是要去看安东·安东内奇必须在星期二（他规定的日子）去，因此，必须永远把同全人类拥抱的需求赶在星期二之前使之达到高潮。这位安东·安东内奇住在五角地，住在四层楼上，有四个小房间，房间矮矮的，而且一个比一个小，一副十分经济拮据和十分寒酸的样子。他有两个女儿和她们的一位姑妈，她负责给大家斟茶。两个女儿——一个十三岁，一个十四岁，两人都是翘鼻子，在她们面前我感到非常尴尬，因为她俩老窃窃私语和嘿嘿嘿笑。主人通常坐在书房里的一张皮沙发上。沙发前摆着一张小桌，跟一位白发苍苍的客人坐在一起，这人或是本部门的一名官员，或者甚至是外单位的一个什么人。除了两三位客人，而且总是同样的一些人以外，我从来没有见过其他人。他们在谈论消费税，谈论枢密院的拍卖会，谈论薪俸，谈论职务升迁，谈论司长大人，谈论取悦上峰的手段，等等，等等。我耐着性子，像个傻瓜似的坐在这些人身旁，而且一坐就是三四个钟头，听他们说话，至于我自己，既不敢也不会与他们交谈，连一句话也插不上。我坐在那里发呆，每次都要出好几回汗，我处于一种麻痹状态，但是这很好而且很有益。回到家后，在若干时间内，我就不再想与全人类拥抱了。
话又说回来，我似乎还有个朋友，他叫西蒙诺夫，是我的中学同学。我的中学同学在彼得堡大概很多，但是我从来不同他们来往，甚至在街上见到也不打招呼。说不定，我之所以要调到另一个部门去工作，为的就是不跟他们在一起，为了与我整个可憎的童年从此一刀两断。我诅咒这中学，诅咒这可怕的艰难岁月！总之，我一出学校就立刻与同学们分道扬镳。只有两三个人，我见了面还打声招呼。其中包括西蒙诺夫，他在我们学校毫无出色之处，为人稳重而又文静，但是我却很欣赏他的性格的某种独立性，甚至是正直无欺。我甚至不认为他的脑子很笨。曾经跟他相当要好，但为时不长，不知怎么突然罩上了一层迷雾。他明显为这些回忆感到苦恼，似乎一直在担心我会回到从前对他的态度。我疑心他十分讨厌我，但我还是常常去看他，因为我还拿不准他是否真的讨厌我。
于是有一回，星期四，我受不了孤独，同时也知道，星期四安东·安东内奇家的门是关着的，因此就想起了西蒙诺夫。我爬上四楼找他的时候，正是想到这位先生讨厌我，我不应该去找他。但是因为事情到头来常常是这样：尽管考虑到了这些，可是好像跟我存心作对似的，偏偏变本加厉地促使我钻进这种暧昧境地，于是我就推门进去了。我在此以前最后一次见到西蒙诺夫几乎已经过去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