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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虽还是几岁的童儿，也被饥荒逼得寻食，与小伙伴一道在刚犁过的田里泥中抠慈菇。这褐色而圆圆的东西有甜甜的爽味。我们还抓稻田里的蚱蜢，在柴火里烧熟后吃。冬天种下的马铃薯，浇了粪尿的，我们几个小伙伴偷偷刨了几瓣出来，在风篓火里焖熟了充饥。一年春末，社里从地里收的豌豆堆放在伙食团住地的走廊里，我们几个小伙伴神不知鬼不觉钻进去，偷食豌豆，后来被发现，中午饭没有发给我们（是一个桶形的小瓦钵蒸的大米，量很少）。我们眼睁睁看着别人吃饭。但后来，不知是出于吓唬我们还是有人说情，把饭给了我们。 有的人饿得吃糠壳，拉不出屎，要旁人拿起竹钎掏。被掏者痛得惨叫连连。 我们吃过一次"观音米"—一种到很远的地方去挖回的一种仿白色粘性强的泥巴。由于营养不良，我差点死去。 1962年，全家人终于熬过了极端困难时期。虽然仍然是集体劳动，但伙食团解散。父亲说"有钱难买独家村",全家搬迁到原来曾经住过的"青竹山"上。这里处于全队地理位置的边缘，每天出工干活比别人要多走不少路。房子依托的地方，是开山打石后留下的平地。住居四周是竹林。整个地势是一个斜坡，前面较缓，后面很陡峭但有竹木遮掩。屋子右侧100多米处，有一口横卧的"8"字形堰塘，是唯一的水源。门前竹林边有一条顺山直上山梁大路。山梁如龙之脊，比山下平缓。翻过山梁下行约一里处，是被九十年代撤消了的"革岭公社"驻地。 伙食团下放后，生活渐渐好转。能勉强维持生存。国家允许家家户户种自留地。给每人大约划一分地，不能划田。自留地可以弥补粮食不足，人们抽一早一晚的时间，种得很认真。同时，还容许家家户户养猪、养鸡鸭等。自留地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全部土地划分到户。 我们所在的大队叫"柏木大队，"八十年末更名为"柏谷大队"（因本县院庄乡有个大队也叫"柏木"），公元2005年春，柏谷大队建制被撤消，合并到"黑马大队".大队没有撤消的时候，下辖六个队，我家属于第六队。连着我队土地的是黑马大队的一队和二队。一队的户主（男人）全部姓贾，没有他姓。1984年，"生产队"的称谓一律改为"组"（如我们队称"第六组"），"大队"一律改为"村".原来只有大队支部书记，改后既有书记，又有村长；书记由乡（镇）党委任命，村长由村民选举。"公社"组织构架上实行"党政分设",名称一律改为"党委"和"人民政府"②。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乡（镇）长兼任党委副书记。是形式上的分开，内容并未分开，政府在党委的领导之下，统一开展工作。 生产队时的劳动形式是全队的劳动力同时出工，集体劳动。根据工种的性质，有时分工，有时不分工。例如挖土的时候，所有的劳动力都使用锄头，不用分工。如搞农田基本建设，有的打石头，有的抬石头，有的砌石头，就必须分工了。同一劳动有分开干的时候，如挖土（采取抓阄的方式选择地块），但这样的时候不多，因为质量不高。集体劳动中虽有偷懒的，但绝大多数比较自觉。物质分配形式采取"基本口粮"加"工分"的办法。前者按人口计算，后者按劳动力出勤所记的"工分"计算。一般一个全劳动力为10分。这样，劳动力多的家庭分到的口粮自然要多些。"童工"也可以到队里干力所能及的劳动，当然记的工分要少些。 我的父亲有一些捍卫集体的精神，不怕得罪人，比如有的人侵吞了集体的财产或损害了集体的利益，他会发言反对。他说话直来直去，呼喝时声音宏亮，队里有的人给了他一个外号—"吼天狮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当了生产队队长，但由于他性格太刚，受不了气，干了一年多便辞去了。 大哥读书的成绩较好，但因为我家人口多，劳动力不足，父亲要大哥弃学参加生产队劳动，以养活一家人。大姐、二姐自然也未上学（并相继于六十年代中期出嫁）。 父亲是允许二哥读书的，但他读不进去，自动放弃了。 1965年，我进了本大队的学校—柏木小学。教我们的老师叫薛本勋。以现在一般的小学老师水平衡量，薛老师的水平较高，写得一手好字，学校面壁的口号就是薛老师自己搭架子，然后攀登上去写的。内容是："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每写一个字都要移动一次脚手架。他还购来了一些连环画本，每周都安排时间讲解，课余时间去借也可。我后来爱好读书、爱好文学就从这里开始了。那时读书的学费和书本费太便宜了，至今尚记得，一般在3.60元左右。那时的小学、初中分别读4年、3年，但小学与初中之间，还要读"高小"两年。小学升入"高小"是全公社（全乡）统考，1969年，我考入了"高小".一天，传递通知的老师也是我后来读"高小"的班主任柯大生来到我家，远远高喊我的父亲："贾老汉、贾老汉，你的少爷考上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