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虽还是几岁的童儿,也被饥荒逼得寻食,与小伙伴一道在刚犁过的田里泥中抠慈菇。这褐色而圆圆的东西有甜甜的爽味。我们还抓稻田里的蚱蜢,在柴火里烧熟后吃。冬天种下的马铃薯,浇了粪尿的,我们几个小伙伴偷偷刨了几瓣出来,在风篓火里焖熟了充饥。一年春末,社里从地里收的豌豆堆放在伙食团住地的走廊里,我们几个小伙伴神不知鬼不觉钻进去,偷食豌豆,后来被发现,中午饭没有发给我们(是一个桶形的小瓦钵蒸的大米,量很少)。我们眼睁睁看着别人吃饭。但后来,不知是出于吓唬我们还是有人说情,把饭给了我们。 有的人饿得吃糠壳,拉不出屎,要旁人拿起竹钎掏。被掏者痛得惨叫连连。 我们吃过一次"观音米"—一种到很远的地方去挖回的一种仿白色粘性强的泥巴。由于营养不良,我差点死去。 1962年,全家人终于熬过了极端困难时期。虽然仍然是集体劳动,但伙食团解散。父亲说"有钱难买独家村",全家搬迁到原来曾经住过的"青竹山"上。这里处于全队地理位置的边缘,每天出工干活比别人要多走不少路。房子依托的地方,是开山打石后留下的平地。住居四周是竹林。整个地势是一个斜坡,前面较缓,后面很陡峭但有竹木遮掩。屋子右侧100多米处,有一口横卧的"8"字形堰塘,是唯一的水源。门前竹林边有一条顺山直上山梁大路。山梁如龙之脊,比山下平缓。翻过山梁下行约一里处,是被九十年代撤消了的"革岭公社"驻地。 伙食团下放后,生活渐渐好转。能勉强维持生存。国家允许家家户户种自留地。给每人大约划一分地,不能划田。自留地可以弥补粮食不足,人们抽一早一晚的时间,种得很认真。同时,还容许家家户户养猪、养鸡鸭等。自留地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全部土地划分到户。 我们所在的大队叫"柏木大队,"八十年末更名为"柏谷大队"(因本县院庄乡有个大队也叫"柏木"),公元2005年春,柏谷大队建制被撤消,合并到"黑马大队".大队没有撤消的时候,下辖六个队,我家属于第六队。连着我队土地的是黑马大队的一队和二队。一队的户主(男人)全部姓贾,没有他姓。1984年,"生产队"的称谓一律改为"组"(如我们队称"第六组"),"大队"一律改为"村".原来只有大队支部书记,改后既有书记,又有村长;书记由乡(镇)党委任命,村长由村民选举。"公社"组织构架上实行"党政分设",名称一律改为"党委"和"人民政府"②。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乡(镇)长兼任党委副书记。是形式上的分开,内容并未分开,政府在党委的领导之下,统一开展工作。 生产队时的劳动形式是全队的劳动力同时出工,集体劳动。根据工种的性质,有时分工,有时不分工。例如挖土的时候,所有的劳动力都使用锄头,不用分工。如搞农田基本建设,有的打石头,有的抬石头,有的砌石头,就必须分工了。同一劳动有分开干的时候,如挖土(采取抓阄的方式选择地块),但这样的时候不多,因为质量不高。集体劳动中虽有偷懒的,但绝大多数比较自觉。物质分配形式采取"基本口粮"加"工分"的办法。前者按人口计算,后者按劳动力出勤所记的"工分"计算。一般一个全劳动力为10分。这样,劳动力多的家庭分到的口粮自然要多些。"童工"也可以到队里干力所能及的劳动,当然记的工分要少些。 我的父亲有一些捍卫集体的精神,不怕得罪人,比如有的人侵吞了集体的财产或损害了集体的利益,他会发言反对。他说话直来直去,呼喝时声音宏亮,队里有的人给了他一个外号—"吼天狮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当了生产队队长,但由于他性格太刚,受不了气,干了一年多便辞去了。 大哥读书的成绩较好,但因为我家人口多,劳动力不足,父亲要大哥弃学参加生产队劳动,以养活一家人。大姐、二姐自然也未上学(并相继于六十年代中期出嫁)。 父亲是允许二哥读书的,但他读不进去,自动放弃了。 1965年,我进了本大队的学校—柏木小学。教我们的老师叫薛本勋。以现在一般的小学老师水平衡量,薛老师的水平较高,写得一手好字,学校面壁的口号就是薛老师自己搭架子,然后攀登上去写的。内容是:"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每写一个字都要移动一次脚手架。他还购来了一些连环画本,每周都安排时间讲解,课余时间去借也可。我后来爱好读书、爱好文学就从这里开始了。那时读书的学费和书本费太便宜了,至今尚记得,一般在3.60元左右。那时的小学、初中分别读4年、3年,但小学与初中之间,还要读"高小"两年。小学升入"高小"是全公社(全乡)统考,1969年,我考入了"高小".一天,传递通知的老师也是我后来读"高小"的班主任柯大生来到我家,远远高喊我的父亲:"贾老汉、贾老汉,你的少爷考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