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吗?(2)

    我们的向导愤怒地扭掉电灯开关，中等大小的房间里，成百上千只臂、腿、头和躯干顿时陷入黑暗，只留下一只光秃秃的灯泡还亮着，悬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上方。众人开始步下铁楼梯。一股阴湿的气味从底下升起，卡利普停住了脚。赛拔先生走到卡利普身旁，一派轻松，叫人有点惊讶。

    “别害怕，你会在这里找到你一直寻觅的东西!”他说，一副无所不知的神情，“是他派我来的。他并不打算让你步入歧途，或是迷失方向。”

    他这段暧昧不明的话语，也是讲给其他人听的吗?下楼之后他们进入第一个房间，向导介绍眼前所见的假人模特儿：“这是我父亲早期的作品。”另一个房间里，借着一只电灯泡的光芒，他们见到了几尊奥斯曼船员、海盗、抄写员的人偶，还有一群农夫，围着晚餐盘腿坐在铺了桌布的地上。向导也同样咕哝了几句话。再来到另一个房间，他们看到一个洗衣妇，一个被砍头的异教徒，和一个扛着他的吃饭家伙的刽子手，这时卡利普才头一次听懂了向导在说些什么。

    “一百年前，我的祖父在创造第一批艺术作品时，他的脑袋里没有别的念头，只有一个简单得一清二楚的想法：商店橱窗里展示的假人模特儿应该要代表我们自己的同胞。我祖父是这么想的。然而，一场历史性、国际性阴谋下的不幸牺牲者，却阻碍了他的梦想。而这场阴谋竟是在两百年前就已经策划好的。”

    他们继续往下走，穿越更多的房间，看到了几百个人体模特儿。房间通往更多的阶梯，往下延伸，一条粗电线上挂着一颗颗光秃秃的灯泡，像晒衣绳一样缠绕在头顶。

    他们看到了陆军元帅费弗济·恰马克的人偶，在他担任总司令的三十年间，因为害怕人民与敌人互相勾结，突发奇想，炸断国内所有的桥梁，拆毁所有的宣礼塔，好让俄罗斯人顿失地标，撤离伊斯坦布尔所有居民以行空城之计，把整座城市变成一个迷宫，让占领的敌军迷失方向，坐困愁城。他们看见科尼亚地区的农夫塑像，长久以来的近亲通婚，使得每个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母亲、父亲、女儿、祖父、叔伯，所有的人。他们看见挨家挨户收破烂的旧货商，他所收走的各式旧垃圾，每一样都曾在不知不觉中造就了今日的我们。他们看见找不到自我的电影明星扮演着电影中找不到自我的主角，因为他们做不了自己也当不成别人。他们也看见只会扮演自己的土耳其超级巨星和演员。他们看见穷苦迷惘的可怜人，奉献毕生心力翻译改编西方典籍，只为了把西方的艺术和科学引进国内。他们看见已故的梦想家，他们的坟地早在他们的梦想实现之前，就已灰飞烟灭。这些人拿着放大镜辛勤工作了一辈子，为的是想把伊斯坦布尔杂乱无章的巷弄，改建成为菩提树整齐排列的柏林街道，或是如星芒般向外放射的巴黎大道，或是搭高架桥的圣彼得堡马路。他们幻想着在新砌的人行道上，我们的市民也能如他们的欧洲友人一样，傍晚的时候牵狗上街大小便。他们看见秘密特务成员，这些人坚持拷刑的流程要遵循本地传统而非新式国际手法，因而被迫提早退休。还有肩上扛着扁担的流动摊贩，他们沿着大街小巷叫卖放在扁担上的发酵玉米饼、鲣鱼和酸奶酪。他们看见一群标示为“咖啡馆人生百态”的假人，向导解释这一系列作品“创始于我的祖父，经过我父亲的发展，如今由我来接手”。这一群人之中，有失业的，他们低垂着头，下巴深陷胸口；有幸运的，他们暂时把生活的愁苦和时代的烦忧抛在脑后，开心地沉浸在一场棋局之中；也有一边喝茶，一边抽着廉价香烟而茫然失神的，他们凝视着地平线的尽头，仿佛正努力回想着自己存在的意义；还有那些沉溺于内在世界的，或是想静一静却被打扰的人，只好拿骰子、扑克牌，或是对方出气……

    “强大的国际力量终于在我祖父临终之时击垮了他，”向导向众人解释，“历史性的力量把我祖父赶出了贝尤鲁的商店，把他的作品从独立大道的展示橱窗扔了出去。因为这股力量阻止我们的国家做自己，它竭尽全力要剥夺我们最珍贵的资产，也就是我们的日常姿势。直到后来，父亲才明白，垂死的祖父所遗留给他的地下作品——没错，地下作品——是一笔未来的财富。然而当时他还没认清，其实伊斯坦布尔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一座地下城市。这一点是经过一段时间和经验后，他才逐渐明白的。因为在他挖掘泥土以建造新储藏室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许多古时候的地下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