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和历史(2)

    经历了无休止的战争、迫害、集体屠杀和起义，城市先后被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控制，甚至一度落入了英军的手中。也曾经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卡尔斯甚至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后，1920年10月，在卡泽姆?卡拉贝奇尔（他的雕像后来竖立在了车站广场上）率领下，土耳其军队进入了这座城市。四十三年后土耳其人重新占领了卡尔斯，他们接受了城市的俄罗斯建设风格，定居在这里。那时，他们也接受了俄国人带来的文化，因为这些文化正符合共和国的西化浪潮。俄罗斯人修建的五条街道，分别以卡尔斯历史上五位帕夏的名字命名，因为他们不知道除军人外的其他伟人。

    人民党原市长穆扎菲尔先生既骄傲又气愤地向卡讲述着当年的西化年代。那时，人们在人民之家举办舞会；在早晨卡经过的到处都生锈了的铁桥下举行滑冰比赛；从安卡拉来的演员们在这里演俄狄浦斯王的悲剧——尽管当时和希腊的战争结束还不到二十年——演出在卡尔斯受到共和派中产阶级的热烈欢迎；那些富人们穿着裘皮领大衣，装扮得花里胡哨的健壮的匈牙利大马拉着雪橇招摇过市；为支持自己的球队，人们在民族公园的洋槐树下，举行舞会，在钢琴、手风琴和单簧管的伴奏下跳着最时髦的舞；夏天，年轻女孩子们穿着短袖骑着自行车在城市里悠闲地转着；年轻人冬天滑着冰刀去学校，他们怀着对共和国的热情，穿着夹克，里边打着蝴蝶领结。当律师穆扎菲尔先生多年后为竞选市长回到卡尔斯的时候，想在竞选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系上他高中时用过的蝴蝶领结，立刻遭到同僚们的反对，他们认为系这种“装模作样”的玩意儿会丢了选票，但穆扎菲尔先生没听他们的。

    似乎随着一个个漫长冬天的悄悄离去，城市变得更加颓败、贫困和不幸。原市长讲到过去那些留下了美好记忆的冬天；讲到来演希腊戏剧的那些脸上扑着粉、半裸的演员们；接着又把话题转到了40年代末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年轻人在人民之家上演过的一个革命剧本。他说:“这个剧本讲了一个黑袍年轻女子的觉醒，最后她摘掉头巾，在舞台上烧掉了黑袍。”40年代末，据说在卡尔斯他们四处寻找一件黑袍却根本找不到，最后打电话从埃尔祖鲁姆找来了一件。穆扎菲尔先生补充说:“现在卡尔斯大街上到处都有穿黑袍的，披盖头的，戴包头巾的。因为戴在她们头上的是伊斯兰政治力量的标志，是一面面旗帜，所以不让她们进课堂，她们就自杀。”

    在卡尔斯遇到伊斯兰政治力量崛起和戴包头巾女子这样的问题，卡内心中总会产生一些疑问，可总是欲言又止。比如，他没有深究：既然40年代的卡尔斯找不到一个穿黑袍的女人，那些狂热的年轻人演这样一个反对穿黑袍的戏又有什么意义?一整天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他并没有仔细观察那些戴包头巾或穿袍子的妇女们，因为回国后这一星期里，他还没有学会像主张世俗主义的知识分子那样通过密切观察街上戴包头巾的妇女就能得出些个政治结论，也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另外，从童年起他就根本不注意街上那些戴包头巾、穿袍子的妇女。卡度过童年的地方是伊斯坦布尔比较西化的地区，出现在这里戴包头巾的妇女要么是从郊区来的卖葡萄的妇女，要么就是牛奶小贩的妻子，要么就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别的什么人。

    卡住的卡尔帕拉斯旅馆以前的主人都有谁，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也听说过很多说法：因罪责较轻没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而被流放到这里来的一个崇拜西方的大学教授，做水牛生意的一个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的孤儿们……不管第一个主人到底是谁，这座已有一百一十年历史的建筑与同期的建筑一样，一种叫“派契”的俄式取暖炉被置于墙内，可同时向四个房间供暖。但在共和国时期，土耳其人不会用这种俄式取暖炉，把这座楼改为旅馆的第一个土耳其主人，在进楼处放了一个巨大的铜炉，再后来，每个房间就都装了暖气片。

    卡穿着大衣躺在床上正陷入幻想的时候，有人敲门，他起身开了门。来人是每天坐在火炉前看电视度日的服务员贾维特，给卡钥匙时他忘了件事。

    “刚才我忘说了,《边境城市报》的塞尔达尔先生正等着您呢，要您快去。”

    他们一起来到大厅。卡正准备往外走的时候突然停下了：伊珂从服务台边的那个门进来了，她比卡想像的还要漂亮。卡立刻想起了大学时这个女人的美貌。他有些慌乱。是的，当然，她是如此美丽。他们像两个伊斯坦布尔的布尔乔亚，先握握手，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头向前伸出，身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拥抱，亲吻脸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