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和历史(4)

    “警察当然会跟踪您。”这位报业人士说。“我们因为工作原因，有时也通过无线电设备听警察们的通话。我们报纸新闻的百分之九十是由市政府和警察局提供的。安全部门很清楚，您向每个人都问这样的问题：卡尔斯为什么这么落后和贫困；年轻女子们为什么要自杀。”

    关于卡尔斯为什么这么落后这个问题，卡听到了很多解释：冷战时期和苏联的贸易额减少了；海关口岸也关闭了；70年代共产党游击队控制了整个城市，富人们遭到恐吓和劫持；稍有些积蓄的人或者移居到伊斯坦布尔或者去了安卡拉；安拉和政府忘记了卡尔斯；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之间没完没了的争端……

    “我决定还是把事实真相跟您说了吧。”塞尔达尔先生说。

    机智和乐观告别卡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现在立刻明白了这个问题里有不可告人的一面。在德国一直困扰自己的其实也就是这个问题，但卡总是回避问题的阴暗面。现在卡心中有着对幸福的憧憬，所以他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过去我们这里大家都是一家人。”塞尔达尔先生说，像是在道出什么秘密似的。“但近些年来，人们开始自称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泰雷凯梅人。当然，这里有不同的民族。泰雷凯梅人，也叫黑帕帕克人，和阿塞拜疆人同属一家。库尔德人，我们认为是一个部族，以前根本就不懂什么库尔德民族主义。奥斯曼帝国时期遗留在这里的本地居民，也从不骄傲地称‘我是本地人’。这里还有土库曼人、波索夫人、沙皇时代被流放到这里的德国人，什么人都有，但大家都不以自己属于什么民族为傲。这种所谓的民族自豪感是那些在埃里温和巴库的电台散布的，他们想让土耳其四分五裂。现在大家都越来越穷，民族自豪感却越来越强。”

    塞尔达尔先生看到卡听得认真又换了个话题。“宗教分子们挨家挨户地转，成群结队地到你家里来做客，给妇女们带去厨具、锅、榨汁机、一盒盒香皂、一袋袋洗衣粉和麦子，在贫困的街区他们马上得到了好感，女人和女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亲近感；他们用别针在小孩的肩头别上金色的布带。他们到处宣传，把你们的票投给真主的党——繁荣党；他们说，现在我们面临的贫困和不幸都是因为偏离了真主的道路。男宗教徒给男人们，女宗教徒给女人们作宣传。他们得到了那些遭受挫折、愤怒的失业者们的支持，得到了那些整日等米下锅、为吃饭而发愁的失业者妻子们的支持，然后他们许诺，只要投他们的票以后还会得到新的礼物。他们赢得的不只是那些毫无尊严的最贫困的人和失业者们的尊敬，也有那些每日只以一碗热汤充饥的大学生、工人、甚至小贩们的敬意，因为这些人更勤劳、更正直、更谦虚。”

    《边境城市报》的主人告诉卡，被刺的原市长触犯众怒的真正原因，不是他想取消“不现代”的四轮马车（这个计划只不过因他遇刺而半途而废了），实际上是他的受贿和营私舞弊。可是，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主张共和主义的政党，却因为家族血仇、种族歧视、民族主义等原因而分裂，他们之间还进行毁灭性的竞争，以至于无法推出一个强有力的市长候选人。“只有一位候选人的人品值得信赖，他属于真主的党，就是你住的那家旅馆的主人吐尔古特先生的女儿伊珂女士的前夫穆赫塔尔先生。这人有些没脑子，但他却是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在这里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这次选举获胜的将是真主的党。”

    雪下得更紧了，这使卡再次产生了一种孤独感，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恐惧，他害怕伊斯坦布尔那个他成长的环境就要消失，害怕土耳其西化的生活也将不复存在。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他看到童年时代的那些街道已经毁坏，世纪初遗留下来的古老而又雅致的楼房也坍塌了，童年时代的树也因干枯而被砍掉，影院十年前就关闭了，改建成了一排排又窄又暗的服装店铺。这不仅意味着童年所有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也意味着卡重回伊斯坦布尔生活的幻想破灭了。卡还想到，如果宗教极端分子在土耳其掌权，妹妹以后不戴头巾就不能出门了。卡望着《边境城市报》的霓虹灯下仿佛童话故事里一般的大片大片的雪花慢慢飘落，幻想着和伊珂一起回到法兰克福，幻想着他们一起在卡夫霍夫卖女鞋的二楼购物。卡就是在那里买了现在紧裹在身上的这件灰色大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