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和历史(3)

    “我知道你要来。”伊珂稍向后退了退，用一种让卡感到惊讶的坦诚说道:“塔耐尔打电话跟我说了。”她直盯着卡的眼睛。

    “我是为选举和自杀女子的事情而来的。”

    “你准备待多长时间?”伊珂说,“亚细亚旅馆旁有个新人生糕饼店。现在我正忙我父亲的事。一点半我们在那里见面聊聊吧。”

    这一幕不是在伊斯坦布尔——比如说是在贝尤鲁——而是在卡尔斯发生了，这使卡感到有点奇怪。他弄不清自己的慌乱有多少是因为伊珂的美貌。在雪中走了一会儿以后，卡想，还好买了这件大衣。

    去报社的路上，他的心毫无疑问地道出了他的大脑绝对不会承认的两个事实：第一，卡从法兰克福来到伊斯坦布尔一方面为参加母亲的葬礼，另一方面是单独生活了十二年后想找一个合适的土耳其姑娘结婚；第二，卡从伊斯坦布尔来到卡尔斯是因为他暗自认为这个姑娘就应该是伊珂。

    如果这第二个想法出自哪位敏感的好朋友的话，卡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冒失，但又因为别人说的是事实，他又可能终生都会在羞愧中自责。这世上有些人认为，如果没有别人为自己的幸福忙这忙那的话，就是最大的幸福，卡就是这样一个卫道者。另外，为结婚找一个自己并不太了解的人，这也根本不符合一个西化了的知识分子的性格。尽管这样，去报社的路上，他并没感到什么不安。因为和伊珂的初次相遇，比他从伊斯坦布尔来时坐在长途车上自己潜意识中想像的要好。

    《边境城市报》报社与卡住的旅馆中间隔了一条街，在法伊克贝依街，办公室和印刷室所占的地方也只不过比卡住的那个旅馆房间稍大一点。一面木板墙把房间分成了两部分，木板墙上挂着阿塔图尔克的肖像、日历、名片和请柬的样本、来过卡尔斯的大人物和知名人士同塞尔达尔先生的合影、镶在镜框里的四十年前的第一份报纸。木板墙另一边，电动印刷机开动着，踏板摇摇晃晃，传来悦耳的声音，这个印刷机是一百一十年前由莱比锡的鲍曼公司制造的，在汉堡服役了二十多年后，在土耳其第二次立宪的新闻自由时期被卖到了伊斯坦布尔，在那里又服役了四十五年，在要被扔进垃圾堆的时候，1955年塞尔达尔先生的父亲用火车把它运到了卡尔斯。塞尔达尔先生二十二岁的大儿子，用蘸了唾液的右手手指往机子里放白纸，左手熟练地整理印好了的报纸（印刷机的收集筐在十一年前兄弟俩打闹时被弄坏了），在这期间他还能不失时机地和卡打个招呼。小儿子和他哥一样，长得不像父亲，一见他，卡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他母亲的样子，细长眼，白白的脸蛋，矮小的身材，胖胖的。他坐在一个被油泥染得乌黑的柜子前，柜子有上百个小抽屉，每个抽屉又装着大大小小的铅字母、模子和压印版，他正为三天后的报纸手工排广告，他的耐心和专注可以与那些超凡脱俗的书法家们相媲美。

    “您看到了吧，东部安纳多鲁地区新闻业是在何种条件下挣扎着。”塞尔达尔先生说。

    这时停电了。印刷机也停了下来，房间沉浸在了一片神秘的漆黑之中，卡看到了外面落雪凄美的白色。

    “印了多少份了?”塞尔达尔先生问道。他点亮了蜡烛，让卡坐到前面办公室的椅子上。

    “一百六十份了，爸爸。”

    “来电以后印够三百四十份，今天有远道而来的演员。”

    《边境城市报》在卡尔斯只有一个地方能买到：民族剧院对面，每天有二十来人来买；但正如塞尔达尔先生骄傲地说的那样，算上订购的，报纸销售量能达到三百二十份。其中二百份由政府机关订购，塞尔达尔先生时不时必须吹捧吹捧他们的政绩。剩下的八十份由那些虽然离开卡尔斯在伊斯坦布尔定居、却仍然和这里有联系的人们订购，这些人可都是些“重要而且守信用”的人物，他们的话在政府里都有一定的分量。

    电来了，卡看到塞尔达尔先生的额头上因为生气而青筋直冒。

    “您和我们分手以后，见了一些不该见的人，从他们那儿得到了一些关于这个城市的错误信息。”塞尔达尔先生说。

    “您怎么知道我去了哪里?”卡问道。